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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起元神父 Mateos Fernando
我出生在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家中排行老五，共有八個兄弟姊妹。
出生的時候父親已經生病，母親總是忙碌於家中的各項需要，對於年長的兄姐我實在太小，無法跟他們玩，與年幼的弟妹又差太多。我在沙拉曼卡上公立學校，沙拉曼卡是一座擁有著名大學的西班牙城市；我從老師身上得到很多知識卻很少思索，我只是個小伙子，自由如雀，但寂寞。
1935年的一個下午，我的同學邀請我和他參加「Kostkas」，就是一群男生下課後在一座17世紀的教堂廊下聚會，在那邊可以遊戲、歌唱和祈禱；我發現自發的喜樂、團體的力量和他們的虔誠，他們總是聚集在房間裡誦念玫瑰經，我被深深的感動如同發現新世界一樣。這些男生是Marian Sodality of Saint Stanislas Kostka的團員，而這團體由一位年輕的耶穌會士帶領；很快的我加入他們的團體，喜悅地參加他們的遊戲、文化活動、慈善活動和祈禱。
隔年我參加五天為男生的依納爵避靜，地點在一個鄉下農場，靠近一條小溪旁的地方；被強烈的靈修及冥想耶穌生活影響了我靈修生命，我渴望跟隨祂。過了幾個月我找了一位年老的耶穌會士作為我的靈修導師，他告訴我必須對耶穌會有真實的召叫。當時西班牙處於激烈的內戰中（1936-1939），極左派者解散耶穌會在國內的各會院，為此有不少教友及神職人員被殺害；右派政府上台後，恢復耶穌會，修院也就陸續重新開門。
1936年父親過世，1938年三位哥哥參加了戰爭，但母親同意我去修道，於是只有18歲的我在1938年9月2日進入耶穌會，將我的名字奉獻給耶穌會；感謝天主從那時到今天已經75年了。
1948年我抵達中國，兩年內我先後在北京、蕪湖、上海學習中文，之後我在上海徐家匯念神學，但1952年5月24日我離開中國轉去菲律賓繼續我的神學課程。在1953年3月11日我在菲律賓碧瑤主教座堂晉升為司鐸，同我一起晉鐸的有顏哲泰(Jose Calle, S.J.)、洪國樑(Jose Antonio Micieces, S.J.)及榮國磐(Higinio Arenas, S.J.)、徐國禎(Jose Antonio Sanchez, S.J.)，但後面兩位如今是在天堂慶祝他們的六十週年。
在我結束培育之後，我先被派遣到菲律賓奎松市的聖若瑟神學院當老師，教授拉丁文、西班牙文、希臘文，直到1958年。接著我被派遣到台灣台北的耕莘文教院，並在國立台灣大學裡教授西班牙文。在我的服務中最有意思的當屬1965-1970年在香港羅便臣道上的”China News Analysis”工作，及為”Realidades Chinas”(用西班牙文)當編輯。1970年我返回台北，繼續在台大裡教授西班牙文和希臘文；並在利氏學舍裡工作，搜集整理及編寫《1949-1957及1958-1967遠東省耶穌會會士歷史及背景》，後來我也去了輔大教書；1981-1987年，長達六年的時間我負責編撰”西漢綜合辭典”及”西漢綜合辭典”；而從1990年起，我開始編寫1842-1949在華耶穌會士的歷史，直到1998年才大致完成。2000年之後我不再擔任教師的工作，但仍繼續我的研究工作。
如要從我的生命經驗中，找一些好的建議，為你們未來可得些益處：永遠信靠主，保持心樂觀，生命中每日，必得一事忙！
延伸閱讀
洪神父對我的影響實在非常深遠，是我信仰紮根的導師，人格成長的推手。 |
蘇樂康神父于1927年11月2日出生於西班牙巴斯克，與東方宗徒聖方濟各•沙勿略同鄉。1943年9月14日加入耶穌會。1945年9月15日宣發初願。1949年，22歲的蘇樂康渴望與利瑪竇等耶穌會前輩一樣到中國大陸作一名傳教士，但由於時局關係，只得輾轉先去菲律賓學習中文。1959-1960年卒試。1961年2月2日宣發末願。 1975-1981年任耶穌會中華省駐菲代表。1985-1991年兼耶穌會總會長的代表，負責修會在港澳和大陸及菲律賓華人教會牧靈工作。1991-2004年任耶穌會中國辦公室主任，負責香港及菲律賓的事務。2004-2005年任耶穌會中國秘書處秘書。2005-2012年任光啟校友會負責人，兼任中國使徒工作推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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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主教1916年出生於上海一個天主教家庭，少年父母雙亡，他進入徐匯公學，發願當神父，隨即進入修道院學習。 由於深受耶穌會靈修精神和耶穌會生活所吸引，1938年進入耶穌會開始進行，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前幾個月，主教與幾位修生同赴河北獻縣耶穌會辦的哲學院學習哲學，親身體驗華北農村生活的艱苦，人民流離失所，對中國修女任勞任怨的奉獻，充滿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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