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腳台灣五十年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當時中國經過八年抗日戰爭，人民盼望能有一個長治久安的新局，中國人民奮勇抗戰的精神也得到普世的尊敬。教廷在1939年解除了長達三百多年的禁令，准許教友用傳統的方式祭祖及祭拜孔子。眼看著福音可以廣被在這塊土地上，然而更艱難的考驗接踵而來，當時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在國共戰爭中失去政權，退守台灣。 1950年，外籍傳教士被驅逐，本國籍的傳教士有些被捕下獄，有些下放勞改營，其中最令人追念的是當時上海徐匯中學的校長，為主致命的殉道者張伯達神父。

為保存修會聖召的薪火不滅，有些會士被安排隨著大批的逃亡潮離開中國，在其他國家繼續接受培育。1951年，美國籍的牧育才神父來到台灣，他是政府遷台後第一個來台灣傳福音的耶穌會士。1952，大批散居各處的耶穌會士陸續來到台灣，重新開始服務人群、愈顯主榮的工作。在往後的半個世紀中，共有579位耶穌會士在這塊土地上奉獻心力。其中除了本國人之外，有來自歐亞美洲，不同國籍的會士。耶穌會在台灣始終保持它的多元化與國際化，這種特色也更豐富了服務的內涵。

初來台灣時，會士們以台灣北部的新竹、台北為起點，開始福傳工作。立即面對的問題就是不同的語言、族群、文化帶來的挑戰。會士本身來自四面八方，而居住在台灣的人，有剛跟隨政府從中國大陸遷來的，操著各種口音的外省人；有本地的閩南人、客家人，而且這些人當中的長者，很多還是說日語的；此外還有不同部落、講著不同語言的原住民。而面對相異的文化，已經累積了相當豐富經驗的耶穌會士，繼承著利瑪竇等先進的芳表，努力學習本地的語言文化，融入本地人的生活。戰後的台灣百廢待舉，耶穌會士不但關心人民的信仰生活，在教育、醫療、社會服務等方面，也都竭盡所能予以支援。

1960年代，台灣的社會漸趨安定，但尚未脫離貧窮。相當多的人必須離鄉背井，或是求學、或是為生活打拼，他們需要很多心靈上的陪伴、生活的教育；需要吸收更多元的文化、開拓知識與心靈的視野。戰後出生的孩子，現在有許多都在各行各業出人頭地。他們，不管是否領洗成為天主教徒，常有著共同的回憶：有些人曾經住過本會辦的學生宿舍，被神父們深深的愛護、嚴格的管教，像父親也像朋友；有人參加過學校的天主教社團(大專青年同學會)，認識天主、也結交了許多一輩子的朋友；有人參加了神父創辦的寫作會(耕莘寫作營)，成為作家；有更多的年輕人，看到神父的簡樸與全奉獻，或生或死、無怨無悔的跟隨基督。這些點點滴滴，注入年輕人心中，在往後的日子裡，他們也把這份愛的典範傳承下去。隨著台灣經濟的起飛、社會的變遷，會士們必須以更敏銳的心，聆聽社會的脈動，使服務範圍越來越深、越來越廣。

有些會士在學校服務，傳授知識，也有人終身為智障者服務，有些會士從事著最熱門的行業，像是企管教授、媒體製作，有些人數十年鑽研甲骨文，有些會士編輯中文與歐洲語文的大字典，有人研究僅有三千多人口的賽夏族語言，有會士一年要飛行幾十萬英里，到處為中西文化交流奔波周遊列國，尋找資源，有人一輩子在深山裡做瑪賽克壁畫，有人從事心理諮商，有人全省走透透講道，有人幾乎一輩子隱居在避靜院中做靈修指導(靜山)，有人為勞工權益奔走，有人專攻宗教交談…

所有這一切都是希望能『更』瞭解人們的需要，用『更』適當的方法，為『更』多的人服務。在台灣，耶穌會已經度過了五十多年，跟所有台灣人民一起呼吸、歡笑、流淚。雖然很多當初年富力強的會士已經老邁，但是我們結交了更多朋友，培育無數人才，年輕的聖召也在逐漸成長。台灣是一個很特殊的地方，曾經有一段時間，它是唯一保存中國傳統文化，保存信仰自由的地方。我們有幸能參與這個成長歷程，也希望在未來繼續跟大家一起，以台灣為起點，為所有的華人開創更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