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方濟各‧沙勿略

下面這樣一個大學生的情況對於那些在學院工作的人可能很熟悉:一個來自"好天主教家庭"的年輕學生,來到一個天主教大學來準備自己,為了以後回到家鄉得到一個好位置。他足夠聰明,有個性,相貌也好,擅長體育。但是對於教會的事情,他"不激進",回避那些祈禱特別多或者積極參加各種社會服務的學生。學習,當然對於他不必很擔心,所以用很多的時間參加遊戲交朋友,各種聚會中處處都會看到他的身影,而埋于書本的時間則少而又少。對於他寫給家裏的信我們也不必驚奇: “謝謝你們的定期匯款。如果可以的話請多寄來一些。不,我並不像你們從那些最近見過我的人們那裏聽到的生活不夠負責任"。有時現款拮据也可能是因為一次賭博,或者是為了什麼虛榮,但是無論如何他仍然還只是一個大的少年兒童或者年輕的成年人,努力在一個充滿新主義的世界上尋找自己的身份。然而通過這個過程,可能達到成功的未來,也可能墮入愚蠢的不幸,很大程度上決定于好朋友或者壞朋友的影響。

在教會和耶穌會慶祝聖依納爵 、 羅耀拉、聖方濟各 、 沙勿略及真福伯多祿、法伯爾的周年時,也是一個機會讓我們看一看他們相遇的歷史,以及他們如何成為好朋友。如果你在我們上面的描述中沒有發現聖方濟各沙勿略的影子,那麼你一定想要讀一讀喬治 、 舒哈默( Georg Schurhammer , SJ )所寫的方濟各沙勿略傳的第一卷(由約瑟夫 、 考斯特羅 Joseph Costelloe , SJ ,翻譯,羅馬, 1973 )。在成為印度宗徒和傳教士保護聖人之前,他需要超越自己的虛榮及尋找自己特殊的使命,而這是在一小群朋友的幫助下完成的,這些朋友稱他們自己是"主內的朋友"。

如果沙勿略的學校生活與今天的現代大學生生活有什麼共鳴迴響,那麼巴黎大學和它的挑戰對於今天大學裏的工作人員更加不應該生疏。 1530 年在巴黎大學發現教授們由於教學課程的徹底改變而截然分成各種派別。中世紀晚期的學院派教學方法受到文藝復興人文主義"新學"的挑戰,可是老的權威一點也不喜歡它。然而,在這個戰鬥的下面,是另一個更加激烈的戰鬥,那是在教會改革的性質及神學界"保護正統"之間的戰鬥。秘密聚會和施壓審問帶來譴責和解雇免職。所以不必驚奇當地主教反對任命大學神學系的教授做教區的講道人。

像沙勿略這樣的學生可以很輕易的忽視許多這種衝突,即使他們自己也已經是學生兼老師。更為讓沙勿略害怕的倒是另外一件事情,一種新的疾病,被稱為梅毒。那時是不治之症,常常導致死亡,是最近從美洲人那裏傳來的,在一些拉丁區的自由學生中間氾濫。我們知道沙勿略喜歡在城外過夜,但是現在不得不控制自己,這不是出於什麼倫理良知,而是對於這種使人虛弱並且可能致死的疾病的巨大恐懼。

選擇朋友和教授也可能帶來決定性的結果。不到一年之後,尼古拉 、 斯考頗( NicholasCop ),大學的校長,逃離這個國家,事實上巴黎開始宣傳發動一場反對聖體聖事和羅馬教會的運動。這一類的宣傳畫,當時如此稱叫,在 1534 年 10 月再一次在大學和城市裏掀起恐怖,正統派的反對者們已經成功地將一張宣傳畫貼在國王臥室的門上!國王佛朗基一世指定一個公開的遊行以為了人們對聖體的冒犯賠補贖罪,同時皇家權威開始採取更大的壓力,甚至在馬貝廣場( Place Maubert )燒死許多可疑分子來表明立場。

在這種環境下我們應當理解在依納爵羅耀拉和他在巴黎的朋友們之間逐漸成長發展的那種友誼的重要性。當然了,他和他的夥伴們明白學習及生活在這種混亂騷動中的危險性。友誼,在這種環境中也可能變得很困難,很難付出互相的信任。我們從傑羅梅 、 納達( Jerome Nadal ),一個靠近這個小團體,但是開始的時候拒絕他們的同伴那裏知道,他們被懷疑所包圍並被誣衊為異端。納達開始的時候很回避他們,因為他相信他們會像"閃光"一樣消失。事實上,依納爵曾經在西班牙受審並且被監,他的靈修訓練後來也在巴黎受到審查,比如 1537 年。依納爵不是個異端分子,但是被要求將他的新團體以一個普通平常的計畫,並不低於一個惹爭議的"幫助靈魂"的目標來為教會服務。當沙勿略有足夠的意願為了借款到依納爵這裏來時,同時卻一直回避靈修對話和仁愛實踐。另外,他有著未來回家以後的計畫。然而,是什麼使沙勿略對依納爵的友誼升溫了呢,當其他人選擇離開的時候?

沙勿略最早熟悉的不是依納爵,而是自己的導師法伯爾。年輕的沙沃亞牧人法伯爾的親切溫和而禮貌客氣,不會像苦行主義巴斯克的依納爵威脅到沙勿略。但是通過法伯爾,沙勿略得以向依納爵請求他在巴黎開始寄居生活的財經上的幫助。一個巴黎的年輕教師的消費是很高的,沙勿略的家庭在隨後的幾年裏一直不能足夠的支持他的需求。依納爵為幫助沙勿略很留心給他推薦學生,以增加他的收入。這種財經上的幫助使依納爵贏得了與沙勿略至少是淺淡的精神性的對話。人道主義教授在皇家的支持和保護下已經進入大學,很容易引起沙勿略的注意,但是他們多是屬於路德改革圈。(若望 、 加爾文,他從奧爾良 Orleans 來到巴黎學習人道主義學說,曾經受到考坡 Cop 著名演講的影響。他也在 1533 能逃離了巴黎)。依納爵一定知道並且與沙勿略談過這些學術課題,因為他針對選課課程問題曾經勸導過另外一個同伴尼考拉斯 、 博巴迪拉( Nicolas Bobadilla )。當時曾經流傳這樣的說法 Qui graecizabant, Lutherizabant ( 誰學習希臘語會成為路德派)。由於這個警告而導致了很深的討論,或許可能還在沙勿略心中引起了關於自己未來的計畫與對於確信自己永生不死的靈魂的健康之間的對抗。

隨著朋友團體的擴大(現在是 7 個人),也開始組織一些共同的活動。在學習上,他們聽從依納爵的建議,注意神學課程,選擇聖雅各學院比較傳統的多明我會教授。那時他們不是都住在一起,但是經常在這個同伴或者那個同伴的房間舉行靈修聚會或者祈禱。他們每週一次在星期天去郊外的卡修沙 Carthusian 散步,為了參與彌散、辦告解及領聖體。最後還有更加特殊的,那是靈修訓練,長達一周的靜默訓練是由依納爵發展起來的,目的是加強內心的皈依,幫助明智正確的選擇。由於從事教師工作,沙勿略一直沒有能力做完整的靈修訓練直到他正式加入團體及 1534 年 8 月與他們一起發了誓願之後。

當他們結束了學習,沙勿略和其他幾個同伴去了威尼斯,在那裏他們與一年前離開巴黎前往西班牙的依納爵相會。他們在威尼斯的時間是為未來的修會具體準備的時期。通過在醫院裏為窮人的服務,教兒童教理,他們自己也學會了一種新的做神父及在教會內服務的方式。沙勿略在這裏再一次遇到嚴重的梅毒。這一次,他是在醫院裏照顧那些在這種不治之症下垂死的人。是在這裏,他終於克服了自己對於疾病和死亡的恐懼,鼓勵了他對於後來傳教使命的選擇。

所以他們的"主內的友誼"開始建基在共同的學習、祈禱和服務窮人的經驗上。當這些夥伴們終於在 1539 年封齋期來到羅馬,決定正式成為一個宗教團體的時候,很明顯這種友誼已經發展成為更強大更深厚的教會歷史中的一部分。不過他們在為自己共同的未來祈禱的同時,也照顧一些從外地來到羅馬,當時因特別寒冷的冬天而受到傷害的女性。

在這個朋友團體轉化為宗教修會之前,沙勿略卻要離開他們,不過是被派往使徒行程,將他從羅馬、葡萄牙帶到莫三比克,印度,印尼,日本,最後甚至到達中國的海岸。十年之久,從 1542 到 1552 他跨越大洋和亞洲南部的大陸,講道,施洗,帶給他們宗教信仰。撇開不談他個人對於自己工作的效果的懷疑,事實上他激發了一代又一代的傳教士踏上征程。是他堅持不懈的對於新遇到的人們的福傳將他帶到了中國的海岸,在那裏他抱憾而亡。他死了,遠離朋友和故鄉,他的一切努力似乎都失敗了,但是誰能說友誼受距離阻隔呢。他們在巴黎、威尼斯和羅馬的友誼,曾經使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有所改變。沙勿略在他的傳教使命中隨身帶了他另外 9 個同伴的照片,將他們貼在自己的心前。但是這種友誼已經改變了那顆心。而且正如同他們中的每一個人被沙勿略帶到東方,同樣他也留在依納爵和法伯爾身在羅馬的心中,留在葉依( Jay )身在德國的心中,留在羅德里格斯( Rodrigues )身在葡萄牙的心中,以及薩梅羅( Salmeron ),博巴迪拉( Bobadilla )身在納頗裏和西西里的心中。他們的友誼曾經養育、鼓勵了沙勿略前往印度,沒有任何事情和距離可以阻隔他們的友誼。這在他所有朋友們的信件中都有證明。

許多人閱讀沙勿略的時候,可能會對他得出一個冒險、渴望遠遊的人的印象,而事實上他對於友誼的看法,他對於什麼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成分的慎重估價,以及他得益於那種"放棄一切"的友誼而被解放的能力,這一切都使他與我們這個世界很接近,也很容易被現代人所接受。沙勿略來到巴黎大學的時候是 19 歲,他遇到依納爵的時候是 23 歲,與今天的大學生年齡相似。他與他的同伴們一起在大學經驗裏學到的是信任天主,信任其他人,在互相的服務中對他人負責任,給與他人鼓勵。

這也是耶穌會學校至今保留的培養人的方法和目標。通過在友誼中的互相支持和發展提高,以幫助學生們成長在上主對他們的要求中。沙勿略恰恰是為我們今天的年輕人提供了一個歷史典範。
( Mark A Lewis 作,原文英文,選自 America , 12 月, 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