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一日是利瑪竇（Matteo Ricci）神父逝世四百一十周年紀念，這位傳奇的耶穌會士生於一五五二年，卒於一六一零年。

他的生平和在中國傳教的方法，一直為人津津樂道，也是學術研究的熱門課題。特別是過幾年，台北、巴黎和三藩市均舉辦了國際會議，探討他的影響和意義。

利氏不僅開創新穎的傳教方法，也提出西方社會與中國接觸的嶄新方式，其成功的魅力遠遠延伸至天主教圈子之外。

利瑪竇在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去世之年誕生，但走的卻是完全不同的路。他為甚麼不單純重複沙勿略的做法，起碼可以贏得在亞洲各地為幾萬以至數十萬人付洗之讚譽？

這條路從何而來？利瑪竇在意大利時的初學導師及後來出去傳教時的長上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9-1606）神父挑選了他和其他幾個人，在亞洲開創完全不同的傳教方法：傳揚印度人的天主教、日本人的天主教、中國人的天主教。

為此，傳教士必須：走進福傳對象的思想與內心、語言與文化、符號與情感，才能重新演繹天主的臨在、耶穌和教會生活的意義。利瑪竇是當中佼佼者，最能實現這種傳教方法。

是甚麼因素觸發這次大膽的嘗試，背離了傳教士將基督信仰與歐洲文化連在一起的傳統做法？

范禮安的創造力無疑是必要的，他的想法超越了歐洲文化的囿限。而利瑪竇的經營能力和語言天份，則使他從一個文藝復興時代的人物，變成名震全球的名人。

另一因素也許是利瑪竇抵達中國的機遇：葡萄牙一度劃出強有力的版圖，但他於十六世紀八十年代經葡國殖民地澳門進入中國大陸時，正值葡國殖民主義的衰落。

一五八零至一六四零年間，葡萄牙被西班牙吞併，完全喪失了擴展中的殖民帝國的風采和積極性，對殖民地的管治相繼瓦解，在亞洲及中國作為主要殖民大國的年代結束了。利瑪竇這個時候跟亞洲和中國接觸，既沒有背負殖民者的包袱，也不會因歐洲人身分而樹敵。

葡萄牙人身為殖民主義者，固然不獲好評。沙勿略於一五四零年代出訪巴達維亞（今雅加達）時，對葡萄牙人的行徑感到震驚，覺得有損福傳工作，因為福傳是要把福音精神體現出來。因此，他向前進發。

葡萄牙奉天主教為國教，國王均承認傳揚福音是其事業一部分（亦是為了把歐洲文化強加於福傳對象身上）。沙勿略赴亞洲傳教，與其說是由教宗委派，不如說葡萄牙國王向耶穌會會祖依納爵．羅耀拉（Ignatius Loyola）提出私人請求後，便有人從歐洲出發了。

利瑪竇卻不然。一五八二年葡萄牙成了強弩之末，他此時進入中國，往績清白，沒有被那些關係所拖累，得以逐步接觸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官員，最後抵達朝廷。

利瑪竇的影響深遠，當中他塑造的傳教方法之背景及前提，為今天再切合不過。過去六十年來，亞洲從政治及文化上向歐洲認同的包袱中釋放出來，基督宗教處於合適的位置，在中國、越南和印度進一步發展范禮安的夢想，以及利瑪竇及同伴的傳教方法：基督信仰和教會生活是「印度人的天主教、日本人的天主教、中國人的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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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會士利偉豪（Michael Kelly）神父撰文。利神父2008-2018年間出任《天亞社》總編輯。1982年至今，他曾從事電台和電視製作，並為澳洲及亞洲許多宗教或非宗教刊物撰文。2018年後爲「十字架報」(La Croix International) 及  耶穌會期刊 La Civilta Cattolica 發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