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28日朱立德神父追思彌撒，陸達誠神父講道全稿。
目前七、八十歲的上海老人，都會清楚記得1955年（民國44年）九月八日聖母聖誕瞻禮夜裡發生的事。那天晚上十時許，全上海的警車都出動了，橫掃所有的天主教聖堂，逮捕了四百多人，連手銬都不夠，許多人被五花大綁推上警車。如果問：「被捕的是誰？」答案是天主教教友，包括主教、神父、修女及男女教友。
三十年前我去美東，拜訪年逾九十的龔品梅樞機（1901-2000），他親口告訴我說，那天（九月八日）下午，他坐汽車回主教府，在距教堂一公里處，有幾個外國人在路邊叫車子停下，車窗搖下來後，他們同主教說：「您不要回府了，跟我們去英國大使館，今天晚上要出大事了。」主教知道久待的一刻終於來到。1949年他被庇護十二世教宗任命為蘇州教區主教，時局動盪，1950年又被教宗選為上海教區牧人。1949年龔主教被祝聖前，到徐家匯耶穌會會院做了一個月共三十天的神操，寫了遺囑，決定為保持信仰要堅忍不屈，甚至奉獻自己的生命。所以那時他想：「如果我躲到大使館，我的群羊卻要忍受慘重的考驗。」為了與他的羊生死與共，他拒絕了換車。當天晚上他與他的四百頭羊一起被捕，開始他此後要度的三十年的鐵窗生涯。後因國際媒體的影響，並因病情，由已被釋放的立德陪伴赴美治療。立德神父在美東陪伴主教一年半，在這位不屈不撓的偉人身邊，他們的交往一定是非常深刻的，說他是龔主教最後一個徒弟，一個與上海天主教會共患難、也是全國的忠心信友的典範的見證者，一點也不過份。
立德年幼時由於在熱心的家庭氣氛中生長，他早已決定要追隨伯伯舅舅及四位兄長的後塵，入耶穌會修道。但因耶穌會的陶成院已遷至菲律賓馬尼拉，所以他遵長上命，入了上海總修院的小修院。1953至1955年，他與我是同班同學。立德神父60歲在台灣晉鐸後，一直做副手（光啟、靜山、耕莘……，做理家或副本堂），但當時在上海，他卻被委任為小修院的班長。他坐在自修室的末排中左位子，而我那時作學術股長（他的副手），坐在末排的中右，二人比鄰，各位可以想像我們二人的近距離關係。在自修室內要守靜默，尤其是傍晚五點到七點，這是做作業的時間，稱為「神聖時間」。七、八十位修士，在同一大教室裡，埋頭苦幹，要做好中、英／法、拉丁的課業。我們在院長和神師的領導之下，用功讀書和修業。下午課後有運動和勞作，修士們活得充實愉快，不知及不管大難之將至。
二年後，九月八日聖母聖誕瞻禮晚上，修院經歷了難以忘懷的一劫：四十多位神父修士被捕入獄，立德修士是其中之一。後來知道全上海各地逮捕了包括龔主教四百多人。難怪手銬會不夠。我由於生肺病（借住耶穌會會院），並因未參加聖母軍，幸免於難。那年年底，龔主教被判無期徒刑，立德修士被判五年徒刑。先被關在上海獄中，後被送至安徽勞改，前後坐牢廿七年。
由於朱家全家有七個男生在囹圄中，他們的媽媽川流不息地到各地送衣送食，故後來（2015年）被教宗方濟各稱為「痛苦之母」。幸好1994年立德修士晉鐸時她還健在，來台灣參加典禮，那時除已在勞改營去世的大哥外，全家團聚，可說有登天之樂。
是什麼力量使朱家能產生那麼多聖召，並在考驗中堅持信仰？
大哥樹德神父（1913-1983）五十年代初在法國巴黎大學，考得地理學博士，曾服從總會長派遣，回上海做牧靈工作。他在震旦大學帶領公青時，曾依聖保祿書信的話，編過一篇上海公青日日頌念的經文，它是這樣的：
「基督君王，你召了我們，我們應命而來了……無論患難、困苦、勞作、守夜、監禁、鞭打……一切表示我們是天主的僕人……一路擎起十字架的旗子，呼著愈顯主榮的口號，跨著大步，向天國邁進。」
這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每天傍晚，我們公青在聖體降福後大聲頌念的經文。立德神父當時同聖伯多祿堂的公青一起頌念時，等於向天主宣誓，他寧可喪失生命，不會放棄信仰。這樣的宣誓，足以解釋：為何以後數百公青、能十年、廿年期間在勞改地不屈不撓地做苦工而不改初志。
在九八教難前幾年，上海各教堂開始廣傳一首人人會背，在勞改地可以一唱再唱的短歌：
「我為什麼到此地，離開家鄉千萬里，漂流客地不安寧，想起故鄉流眼淚，抬頭舉首望青天，我的家鄉在那裡。」
親愛的朋友，這就是我們敬愛的立德神父廿七年坐牢和在荒山野地時可能唱的歌。現在他終於回到他的家鄉，和他的母親和聖母永遠在一起，與眾聖齊聲歡唱「我們的家鄉在這裡。阿肋路亞！」他會繼續鼓勵我們信友：背上十字苦架，跟隨天主，成為與榮福永生相稱的人。
文：耶穌會 陸達誠神父 圖：耶穌會中華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