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年前，我以為我的人生已經定了：考上了博士研究生，正在做論文的研究；畢業以後，我會在某一個美國大學當教授，找個美國老婆，生2.2個孩子（美國平均數）。雖然我的論文題目是中國的政治經濟學，但作為美國人我當時不可能來中國大陸學習。那年的感恩節，我在老家，突然接到了一個電話。我在斯坦福大學的教授問我想不想去北京學習……”

1978年的那個決定，改變了韓誠（Frank）的人生軌跡。一個美國斯坦福大學的學生，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來到北京。在北大學習一年後，因為“我還不想回去，我覺得中國太有意思了”，之後便在這裡學習工作了40年之久，妥妥地成了一個中國通、“北京人”， 也成為中美經濟文化領域不可或缺的一座橋樑。

韓誠是1979年中美恢復外交關係之後首批來華學者之一，是兩國在文化教育領域孕育的一粒種子。或許因為這一點，無論轉換過多少個職業身份，“文化交流”始終是韓誠的人生主題。從商幾載後，他重返教育，促成北大斯坦福中心多個項目的落實，培育著更多中美文化教育領域的新青年。

曾在TBC教授China in the World Economy，多次跨國和跨界的韓誠，稱得上是“斜杠中年”，此時的他仍在為中美文化溝通和中美的教育事業而努力。如果你好奇美國人眼中的中國是什麼樣的，如果你對中美文化交流感興趣，如果你也對教育事業抱有熱忱，不妨來聽聽Frank傳奇般的人生故事。

 

韓誠 Frank Hawke

• 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文學士、政治學碩士

• 斯坦福商學院大中國區主任

• 曾任多家企業的高管和董事

 

改革開放初期生活在北京的美國人

為什麼來自美國中產階級的白人孩子，
想來中國花一年時間學習中國政治或歷史？

 

當時我正在斯坦福大學攻讀中國政治經濟學博士，學這方面的學位早晚得來中國，起碼得提高語言能力。所以正確的問題應該是我當時為什麼對中國政治經濟學感興趣。

我的本科專業是經濟學，但因為我爸爸在空軍是負責搞核武器的軍官，當時斯坦福有一門課程叫Problems of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軍備控制和裁軍問題。我想這和我爸爸的工作相關，所以我就學了這門課。那門課挺有意思的，由來自斯坦福各個學院的教授來介紹核武器。當時組織這門課程的是一個研究中國問題的漢學教授，叫約翰•路易士，他引起了我對中國的興趣。在學習了哈利•哈丁教授的另一門關於中國現代政治的課程後，我馬上就決定攻讀政治學博士學位，重點研究中國的政治經濟。在準備各種考試和寫論文的空隙時間中，我們可以去中國加強語言能力並收集研究材料。

當時是1978年底，美國人不能到大陸來，因為兩個國家還沒建交，所以當時我本來是打算去臺灣。但就在我快完成課業的時候，我記得是差不多快感恩節了，我的論文教授給我打電話，說斯坦福大學和中國科學院已經簽署學者交流協議，問我要不要作為斯坦福的代表研究生到北京學習。我說要，所以他們就安排我來了。當時我挺高興的，因為我研究的方向是有關中國大陸，因為去不了大陸，只好選擇臺灣，現在能去大陸，我當然高興。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之後，我和另外七個人2月23日就坐飛機到了北京。

 

1979年是中美正式建立外交關係的第一年，您的中文也才剛起步，
您和老百姓都能聊些什麼？有沒有發生過很有趣的事情？

我聽說去有些國家學習他們的語言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很好的掌握他們的語言，當地人都不會理你，非常冷漠。但中國人相反，每個人都特別好客。你一說“你好”，他們就特別開心，說我的中文講的很好，特別鼓勵我。因為中國人知道他們的語言挺難的，一定程度上中國人也因為這個事情而自豪，因為這意味著中國深厚的歷史積澱。所以一個外國人願意花時間學習中文，他們覺得很感動。雖然我的中文水準並不那麼高，但當時中國老百姓還是很願意聽我說話，跟我聊天。

我在語言學院（編者注：現北京語言大學）待了1個學期，但我不是一個好學生，我經常不上課，因為我覺得在課外練習中文比在課內練習中文進步更快。當時中國教外國人學習中文的材料和方法不是很先進，而且中文班上課進度太慢，沒什麼意思，學不了什麼東西。上課聽別的留學生說錯了好幾次，才能聽老師說對一次，但在外面都是很標準的普通話。當時我是博士生，也不需要這個學分，我就打算上街去，邊吃飯邊和中國人接觸。另外因為我想到時候寫論文的時候需要做研究，所以想很快提高我的閱讀能力，我就老往外面跑。

當時正好趕上中國各類雜誌、報刊層出不窮的浪潮，所以我每個禮拜都去六部口那邊一個大的郵局，每次去都買好幾本關於政治和經濟的期刊和雜誌。買完之後我就去隔壁的清真餐廳鴻賓樓，冬天就吃火鍋煮熟的羊肉片，夏天就吃羊肉鍋貼。涮羊肉的時候，十個人圍著一口鍋坐，每個人都有自己涮肉的區域，然後大家一邊聊天一邊涮肉，很有意思。

 

您是如何通過中國人的眼睛看中國？
用這種視角去看中國給您帶來的最大改變是什麼？

 

通過中國人自己的視角，我瞭解到了中國的歷史，因為不瞭解中國的歷史是沒辦法瞭解中國的現在。我本來之前對中國歷史不是特別的感興趣，後來我發現我因為缺乏對中國歷史的瞭解，因此阻礙了我對現在中國的瞭解。

其實在來中國之前我沒有學過19世紀之前的中國歷史，後來我才慢慢感興趣。這是我的一個很大的改變。一個人去另外一個國家待上一段時間的話，肯定會被改變的。尤其是中國和美國的文化環境完全不一樣，我身邊很多人都說我變了特別多。

 

在北京大學學習及後期任教期間，
留給您印象最深刻的人是誰？

對我來說是洪俊彥教授，當時他主要負責經濟學系美國學生的學術生活。1980年冬天，我獨自一人過春節，這是中國文化中最重要的節日，所以洪教授邀請我到他家裡吃年夜飯。直到他前幾年在香港逝世之前，我一直跟他有保持聯繫。

本來當時我的計畫是在中國待1年就回去，但到了1980年1月，我還不想回去，因為我覺得中國太有意思了，而且我的中文水準還沒到讓我滿意的程度，所以我還想繼續留在中國。那時候剛好洪教授問我是否可以再留一個學期教英文，教他當時帶的經濟學系三年級的學生。我認為教英文沒意思，但洪老師的意思其實是表面教他們英語，實際是教他們西方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課程。因為當時北大不允許教除了馬列之外的其他經濟學課程，但洪教授知道這個一兩年內就會更改，但到那時大三大四的學生就已經畢業了，如果沒有任何對西方經濟學的瞭解的話這對他們未來就業是不利的。所以他就安排我來假借教英語之名來教他們西方的經濟學知識。

我還記得當時我的學生有丘小雄（編者注：曾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易綱（編者注：現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黨委副書記）、海聞（編者注：現任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大學滙豐商學院院長）……

 

“先驅者”、“中國通”、“北京人”中，您會選擇用哪個詞形容自己？

首先我不是“北京人”，我不敢當。

其次我也不敢說自己是“中國通”，放眼全世界都沒有一個“中國通”，因為中國太大、太複雜、變得太快，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是個“中國通”。有的人問我為什麼在中國待了40年，我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原因是中國總是在變化。之前可能每五年就是一個新的中國，現在可能是每三年就是一個新的中國了，所以你得一直瞭解新的中國。面對日新月異的中國，我總是在學習和瞭解的路上。

但我覺得我算是“先驅者”，倒不是因為我幹了什麼偉大的事情，主要是我正好碰運氣被選上成為第一批來到中國的美國人。

 

如果讓您重新選擇，
25歲的您會選擇1979年來中國留學還是2021年來中國留學？

 

對我來說我覺得都行，因為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環境。1979年那時候的中國挺可愛的，比較窮但比較簡單，那個時候的中國你現在可能再也看不見了。現在我們都有手機都能上網，每個中國人都比那時候懂太多了，所以我特別珍惜那時候的時代。但對我來說如果我現在25歲的話，我可能不一定去中國了。

但是現在非常需要美國人去中國，因為兩個國家的關係越來越緊張，需要更多的人互相交流，幫助兩個國家互相理解，所以這時候的中美交流比那時候可能更重要了。

再回到中美教育成為一座橋

在北大教課是您第一次任教經歷嗎？

不是，我在斯坦福做研究生的時候也做過助教，雖然教學經歷不多但也算有。

 

給當時中國頂尖學府的學子們授課是怎樣一種體驗？北大的任教經歷又對您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我覺得那時候的學生像海綿一樣。因為他們以前都是工農兵學院的，他們的生活和學習已經被耽誤好幾年了，所以他們都特別珍惜這次重新回到北大正常學習和生活的機會，這對以前的他們來說是想都不敢想的。所以他們學習得特別認真，難怪後來好多都成了中國數一數二的人物。他們如饑似渴的好奇心令我一直到現在都印象深刻。

我在北大任教的時候，有很多想要在中國做生意的美國人來到了中國，他們都能見到中國的領導。但我作為一個學習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學生卻見不到那些領導，因為我當時沒有中國感興趣的東西——資本、技術和管理知識等。我當時就決定我要當個商人，借助這個管道增加我對中國的興趣和瞭解，幫助我更加瞭解中國政治和經濟方面的情況，接觸更多有意思的中國人。

 

下一期，來聽聽Frank講述：
他為何從商多年後轉入教育領域？
他理想中的高等教育是什麼樣的？
留學漸趨低齡化，他有什麼建議？

 

北京中國學中心（The Beijing Center）成立於1998年，是安東神父 (Ron Anton, S.J.) 於1998年成立的非營利高等教育機構及研究中心，志在通過文化教育與學術交流，促進中外文化的相互理解與交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