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仪文神父 Camus, Yves
几年前，偶尔有些学生想打听我的圣召到底是从哪里得来的；过去的心路历程，一律只用一句话回答：六岁的时候，初领圣体之时，就体会到了这美妙的召唤。
也许大家，如同学生们一般，会觉得不合理，但我无力解释，只能想到有名的思想家帕斯卡尔(Pascal)在他留下来的杂记中写的：“心神有其理由，理智无法知道”；指的是人人心中总有一层次理智是本身难以用分析来解释及说明的，因为心神以其知觉能体会到的– 真，善，美，圣– 总超越理智分析所能说明的；何况一个小孩，其理智尚没开达，只受了儿童教育，理智尚未钝化知觉到把它盖起来，使得它失掉了功能。由此而看，家庭所给的教育，有多么重要了！
我出生在热心的天主教老教友家庭，三代以来都有了一位神父或修女(前一代有两位道明会会士！)；毫无疑问地，在这种环境（特别第二次世界大战环境）中，为保存个人圣召展望，是很有帮助的。但多年以来，这召唤经过了某种深度的演变，慢慢的开始体会到，不仅作神父、奉献感恩祭、实行圣事、讲道理等很重要，其所包含的精神更重要，即就是修基督耶稣之道。所以，从耶稣会办的高中毕业后，我就进入耶稣会。恰好了，就是1949年10月1日，那一天！
所以不必说太多，因为任何爱的故事之泉源，连知觉尚不能说明，何况圣召！
耶稣会提供给年轻修士们的陶成训练中，有一项是试教，我在两座耶稣会办的学校教过哲学入门，共一年半；有一天，教务主任神父电话中说到：“请问，你能不能给我”灵修或神修”的一个定义？”我当时觉得很奇怪，这位老神父怎么会问我这个问题呢；经过几年当神父后，才明白：耶稣会办的依纳爵灵修杂志Christus 想要邀请我成为合作者，担任编辑工作人员！
当入会三年后-就是1952年-日本耶稣会会长雅鲁培神父(Pedro Arrupe, S.J.)寄了一封信给全耶稣会，邀请愿意到日本去服务的任何会士，把其个人心愿向总会长表达出来。我作了分辨之后就马上发表了个人心愿，但是十四年之久都没被接受。实际上雅鲁培神父的做法，耶稣会很早就有了，利玛窦也是经过一封”littera Indipeta”(申请到印度去之信)才被派遣到印度，然后澳门，最后去了中国。我每年都去申请，同时也没有浪费时间，相反地继续不断的准备我自己，让所学的一切都随时可以派上用场。终于新一会长准许我离开欧洲到台湾，为的是进修佛学，将来拿到学位后，再回到法国教书。
那时已是梵帝冈第二大公会议后，而天主教会相当重视宗教交谈所包含的价值与挑战；因此我就加入1966年甘易逢神父创办的台北利氏学舍。在台大与方东美教授指导之下获得了硕士学位，以后就开始参加大专同学会的牧灵工作（1974-1999）；同时跟一群学者筹备出版《利氏学舍汉法大辞典》（Paris，2002，七册）。1999年被派到澳门，以便与吕硕基神父创办澳门利氏学舍，在那边的工作中，有长达九年的时间，我为双文汉英期刊《神州交流》作了编辑工作。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是负责准备把”Acta Pekinensia” (北京大事记，中国礼仪之争的主要文献）在明年(2014年)出版。
至于看未来，我记得从前法国一位满伽画家出版了两本书，头一本标题为”生活不简单”，后一本为”一切都复杂”，那时的社会氛围也如同最近一样：经济不景气、政治局面混乱、社会精神低落等…诸多问题；在教会内，耶稣会中也多多少少免不了受此影响；虽然如此，但我发现这两本书所内含的幽默感，却帮助不少人，超越自己所碰到过的困惑，以至于得到足够的勇气，不会只想到自己而更去重视大众的需求。
在耶稣会生活也是如此，偶尔”一切都复杂”，人力不足、平均年龄越来越高、圣召变的极少、使徒工作仍然很多，如何分辨一切是不简单的！实际上耶稣会史，特别在中国，一直都是这样，何必怪自己或领导？耶稣会当时被解散后，不久(四十年，这时间放在中国历史横轴上来看，是算不了什么的)之后还是又复苏起来，甚至超过过往的规模！
最后参考圣保禄宗徒的经验与见证：”我只顾向前跑，看看是否我也能够夺得，因为基督耶稣已夺得了我。”(斐三：12)。
延伸阅读
我出生于1956年1月24日，成长于西班牙布尔戈斯的一个虔诚天主教家庭，我很荣幸自己与Saint Louis de Vitores（马里亚纳岛的殉道者）在同一个教区受洗和领坚振。 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友，每餐前必祈祷，当我渐渐长大，她邀请我一起祝福这些餐点；父亲每晚睡前都会跪在床前祈祷，当我还是个小孩时，总是好奇的看着他的动作；除了我的父母亲之外，还有一位独身阿姨，跟我们一起住，她是个非常热切的教友，总是陪着我们（弟弟妹妹）在睡前祈祷，特别是三钟经。七岁的时候，我就表明想要领圣体，父亲觉得我没有准备足够，希望再等一年，因此我在学校好好准备了一年，八岁初领圣体后，就随时准备好我的心灵及感恩的心情，持续在每台弥撒中领圣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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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美国威斯康辛州的罗神父，在南加州长大，于1960年首次来台湾学习中文，在新竹和彰化学了近三年中文后，于1963年到菲律宾研读神学，并受训成为传教神父，于1968年完成神学学位回到美国，在Notre Dame 大学攻读社会学，于1972年完成博士学位后，即抵台湾，任教于辅大社会系及社工系，身兼教授及系主任。 据他说，当初耶稣会同期有三个神父，一个很想去日本，就按他的志愿去了日本至今；另一个想去墨西哥，就派去墨西哥了；剩下他没什么特别的意愿，就被派来台湾了。可是被分发时，他连台湾是圆是扁，在地球的那里都不晓得，生平也没有认识几个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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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徐汇在台北芦洲复校，陈神父在学校中担任专职英文老师，也兼著总务主任的工作，由于接触不多，当时我只觉得他是位教学认真，做事有条理，为人和蔼可亲的长者。 陈校长温文儒雅，为人和善，对部属宽厚，遇事多能替部属着想，在他八年的校长任内，对我不曾有任何责备；因为陈校长对人对事的处理都十分得体，学校每次发生重大事件时，都一一迎刃而解。 陈校长非常注重学生信仰问题，虽然天主教从不强迫学生信教，但教会学校一定要能让人感到宗教气息，培养学生在信仰的环境中学习成长，因此在校友赞助之下，陈校长请知名壁画专家鲍伯先生设计制作巨幅壁画”生命之泉”，过程中邀请全校师生亲自参与浮贴磁砖，意义甚是深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