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照民神父 Cochini, Christian
出生在马赛一个虔诚天主教家庭的我，很早就听到成为神职人员的圣召，于是十六岁那年，我进入修道院，在Lyon天主教学院毕业之后，1954到1958年之间，主教派遣我到Marseille北部的教区服务，召募了当地一些教友组成团体，这经验为我的福传生涯是很珍贵的。
1957年我参加了几次介绍关于中国(有六亿人口的大国)讲座，这些演讲使我在内心升起想要将中国作为使命目的地的想法，此时恰好有位耶稣会的朋友借了我一本书，书的前几页谈到许多观点，与我的理念不谋而合，并提供了我许多的建言。同时，主教接受了Blaise Arminjon神父的申请，顺利的让我到 Lyon教区服务。所以，感谢主，赐予我心灵上的丰沛，找到生命的诗篇。1961年在法国经过三年的神职工作后，我被长上派遣到台湾位于新竹的语言学校，作为期两年的中文学习。之后先回到法国，完成我的神学论文。1964年法国总统戴高乐与中国建交后，透过学生交换的方式，让我能够借此再去到中国。1966年我又回到法国，投入《教士单身法的起源》的论文研究，两年后取得博士学位。1969 Jean Daniélou任巴黎枢机主教，他鼓励我，应该将我所学的为教会作更多的贡献。
1973年我第一次得到教法文的机会，从巴黎到北京的途中，在巴基斯坦越过了喜马拉雅山，它就像中国的一道巨墙，那个画面，我永难忘记。而在广州外语学院里，所有师生对我的友好，更是一份让我永生难忘的感动。1974年初我回到法国去休息，没想到再回到中国已是十二年后。终于我又回到了中国，在这段期间之前，我在美国住了几年，也在台湾担任了六年的神父。1986年我再次应广州外语学院之邀前往授课，像第一次蒙主恩宠般，内心喜悦不已。在1986到1990的四年之间，浸染在一片开放与友好的氛围中，一共教了四年的法文。
1990年应日本教区之要求，希望耶稣会派遣能说中文，与华侨无沟通障碍的会士，前往东京协助处理中国侨民各项事宜，于是我自告奋勇地前往日本从事福传服务，受到Sophia大学热情地接待，特别是要和我交接的 Fr. Robert Deiters, S.J.(他为侨居东京的华人举行弥撒已超过一年)。在到任不久之后，日本省会长利用一个废弃的学生宿舍，成立了耶稣会华文中心，每当遇上圣诞节、复活节等或其他庆典，他们就会在中心内举办活动，这里也成了日本侨胞的宗教生活中心。Fr. Robert Deiters, S.J.及与他一起工作的人，在2010年时还为中心欢渡了二十周年庆。而我在中心担任负责人十一年的时间，在2001年回到中华省。感谢主的恩赐，在日本及中国长时间服务的这些经验，成为了我神职生涯中，最美好的一段回忆。
当我再回到中华省时，省会长神父接受我所提出宗教交流的提议，这个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我1961-1963年在台湾期间，与佛教等宗教团体交流及对话的经验。在澳门利氏学社的支持下，于2003年底，我开始探访中国各地一百六十所重要寺院。这个参访行程一共花了四年，2008年在法国，我将所见所闻，以《中国佛教寺院》为名发行新书，并译成英文，由澳门利氏学社在次年出版。由于这本书的因缘，更让我在参访的过程中，获得了佛教徒友善的回应。例如，一位佛寺住持，在收到我的书后，邀我与三百名僧众演讲，并上传影像档在网络上，让各地的佛教徒都能看/听到我的演说。
岁月如梭，一转眼我的服务已六十年了，幸运如我，能得到许多兄弟姐妹的支持回馈，尤其以在中国与佛教徒的宗教交流对话，在日本担任中华天主教中心负责人的经历，和你们给我的回馈，让我这个逐渐凋零的天主教老兵的生命，更加有意义。希望我的经验能激发你们更多为主工作的点子，在福传事业上继续为主努力。
延伸阅读
我从小就有当神职人员的圣召，我记得七岁时，有一天我的老师告诉我们世界上还有很多小孩没有机会认识耶稣，当时我很坚决的告诉她：“不要哭，老师，当我长大我会介绍耶稣给他们，并且让他们成为耶稣的朋友。” 过了四年，我和祖父母一起过暑假，有一天我很不乖，我的祖母便要求我第二天早上去家附近的圣母堂祈祷，隔天当我到达圣堂，神父请我当他弥撒中的辅祭，弥撒结束之后他邀请我去他住的地方玩，那是个耶稣会士的会院，我非常喜欢那里，后来也时常过去。有天我看到一个留长胡子的新神父，他叫Moises Domenzain神父，他是去日本的传教士，为了休养身体回来西班牙，我们后来成为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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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我出生在中国河北的一个小村庄，出生没多久父母就让我领洗了。小学时就读景县的天主教景星小学，初中自然进了小修院去学习，那是在南宫那边，到高中阶段时，我转到北京去就读；在学校中接受师长们的身教、言教，渐渐地我越来越受吸引。 随着社会的动荡，我跟几位同学往南边去，我们到达广州后，在耶稣会会院住了一晚，院长给我们东西吃，又让我们好好清洗一番，第二天送我们平安地上路往澳门去。到了澳门，找到了耶稣会会院，就入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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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神父生性乐观幽默，不会因当院长而表情严肃，使我们喜欢亲近他。因“耶稣会”台湾区会长要求会院自养，有时他告诉我，他很感谢我每月我把本堂神父生活津贴两万元及奉献弥撒意向约一万五千元一齐准时交给理家，当做会院的生活费。 他很谦卑地告诉我，他靠我吃饭，因他是穷人，他的中文不好，没人请他做弥撒而没收入；他要对我好一点，否则他会没有饭吃。其实这是他的谦逊；对别人的感谢、尊重及鼓励；他有时有外国修女、神父或修士请他讲英文退省也有收入不是穷光蛋，装穷是他的幽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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