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国梁神父 Micieces José Antonio
场景一：
“洪神父，迎新晚会要开始了，邀请神父来参加。”同学兴高采烈的敲神父的房门。
“什么迎新晚会？我不知道，不参加！”操著西班牙口音的洪国梁神父语气坚定的回答。
留下一脸错愕的同学，不知如何是好……。
因为同学们没有邀请神父参加迎新晚会的筹备会，得到第一次震撼教育，以后同学会的讨论都会邀请神父指导，也发现神父很厉害很有经验，特别会注意为人的好处而办各种活动，如果不请神父参加才是损失呢！
场景二：
“神父，可以跟你讨论明天基督生活团开会的主题和内容吗？”
“明天就要开会，现在讨论来不及了。”
“可是神父……”
“来不及了”。
团员纳闷的离开，心想：不是还有一天，怎么会来不及呢？第二天开会，神父表情严肃不发一语；负责的团员忐忑不安的主持完讨论，两眼怯怯地朝神父望去。终于洪神父打破沉默，说：“这样的聚会不是基督生活团，生活团的讨论应该有信仰的精神…；开会一周前就应该开始认真准备…；讨论时不可分心，也不可偏离主题…”说到这里，主持的女团员早已潸然泪下。但从那次以后，每次生活团的讨论都不会脱离信仰与生活，团员很用心，也都从中得到丰富的收获和成长。
洪神父对我的影响实在非常深远，是我信仰扎根的导师，人格成长的推手。
我大四时，班上要推我竞选系学会会长，我举棋不定去请教神父。神父告诉我：“学生的第一要务是把书读好，若大学四年中有一年在社团服务，可以学到书本以外的合作、领导等能力是值得的，但若是花两年的时间就太多。你大三已在教会服务，所以不适合再去系学会帮忙。如果你已先在社团服务，为了你好，我们一定不请你担任总干事。”
还有一次我们在弥撒中为考预官的同学祈祷，神父却告诉我们：“不要当官，应该去当兵，体验被领导的经验，将来才能做个好的领导人。”神父凡事都分辨得非常清楚，难怪他为人处事都那么笃定。
尽管这位受德国教育的西班牙神父，一直给我们的印象都是那么坚毅严格，但其实神父也有柔软可爱的一面。有一次我去到颐福园看神父，神父聊及当年意外调到台中接替出会神父，担任逢甲和东海大学同学会的辅导，因为担心学生不适应，紧张了好久，还好同学们都愿意接受神父的指导，同学会和生活团也都顺利运作，神父才慢慢放下心来。另有一次逢甲立德学生中心整修，一辆货车倒车时，快要撞到一颗南洋杉，神父立刻冲到树前大声告诉司机：“你可以撞我，但不可以撞到树！”可见神父的赤子之心。
有一天神父见到我时，看似开心的说：“恭喜啊！教宗过世了，我们都有机会当教宗了。”虽然我对刚当选的若望保禄一世没有多少认识，不会真的很难过，但好像应该不能免俗的表现震惊与哀悼，没想到神父可以用幽默的态度面对。后来我效法神父的幽默，帮忙了一桩美满婚姻。我初入社会时，一位同事被女友抛弃痛苦万分，我对他说：“听说你失恋了，恭喜啊！”同事抬起头来一脸疑惑的看着我，我接着说：“你对女朋友那么好，如果她真的爱你，一定会回头。如果她不爱你，你也不用再浪费时间，付出得不到回报的爱。”他似乎听进了我的话，当下收起了沮丧的神情。后来他另外找到了真爱，夫妻俩抱着小孩来道谢。我心想，他应该谢谢洪神父才对。
说起来我跟神父真的是很有缘，毕业多年后有一次我开车北上出差，中途暂停关西服务区，才下车走几步，竟然看见洪神父坐在那休息，因为那几年神父被调回西班牙服务，我不知神父有回台湾，当时是宣国荣神父开车带洪神父南下。原本相隔半个世界，却在那个时空巧遇，莫不是天主的安排！
洪国梁神父的教导对本地人来说，可说是有点不近人情的严格，但学生们都没有离开，因为我们知道神父是为我们好，是要一点一滴的培育我们的信仰，是真的爱我们。现在神父在颐福园养老，因为记忆衰退，已经记不得我们，但我们还是不会离开，因为我们都深爱这位曾经悉心照顾我们信仰，帮助我们人格成长的好神长，好父亲。
by 罗大德 2013.09.30
延伸阅读
我出生于1956年1月24日，成长于西班牙布尔戈斯的一个虔诚天主教家庭，我很荣幸自己与Saint Louis de Vitores（马里亚纳岛的殉道者）在同一个教区受洗和领坚振。 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友，每餐前必祈祷，当我渐渐长大，她邀请我一起祝福这些餐点；父亲每晚睡前都会跪在床前祈祷，当我还是个小孩时，总是好奇的看着他的动作；除了我的父母亲之外，还有一位独身阿姨，跟我们一起住，她是个非常热切的教友，总是陪着我们（弟弟妹妹）在睡前祈祷，特别是三钟经。七岁的时候，我就表明想要领圣体，父亲觉得我没有准备足够，希望再等一年，因此我在学校好好准备了一年，八岁初领圣体后，就随时准备好我的心灵及感恩的心情，持续在每台弥撒中领圣餐。
|
出生美国威斯康辛州的罗神父，在南加州长大，于1960年首次来台湾学习中文，在新竹和彰化学了近三年中文后，于1963年到菲律宾研读神学，并受训成为传教神父，于1968年完成神学学位回到美国，在Notre Dame 大学攻读社会学，于1972年完成博士学位后，即抵台湾，任教于辅大社会系及社工系，身兼教授及系主任。 据他说，当初耶稣会同期有三个神父，一个很想去日本，就按他的志愿去了日本至今；另一个想去墨西哥，就派去墨西哥了；剩下他没什么特别的意愿，就被派来台湾了。可是被分发时，他连台湾是圆是扁，在地球的那里都不晓得，生平也没有认识几个中国人。
|
1963年徐汇在台北芦洲复校，陈神父在学校中担任专职英文老师，也兼著总务主任的工作，由于接触不多，当时我只觉得他是位教学认真，做事有条理，为人和蔼可亲的长者。 陈校长温文儒雅，为人和善，对部属宽厚，遇事多能替部属着想，在他八年的校长任内，对我不曾有任何责备；因为陈校长对人对事的处理都十分得体，学校每次发生重大事件时，都一一迎刃而解。 陈校长非常注重学生信仰问题，虽然天主教从不强迫学生信教，但教会学校一定要能让人感到宗教气息，培养学生在信仰的环境中学习成长，因此在校友赞助之下，陈校长请知名壁画专家鲍伯先生设计制作巨幅壁画”生命之泉”，过程中邀请全校师生亲自参与浮贴磁砖，意义甚是深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