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mez, Felipe

Gomez Felipe神父  

我出生在1935年西班牙Castilla的一个务农家庭,从来没想过会走入修道生活。

然而在1948年的耶稣圣心节,我遇见了一位耶稣会士Muñana神父,他曾在我们村庄教导民众做九日敬礼;同时也是一位道理班老师,所以他每天都召集孩子们,讲故事给我们听。他知道我有一位舅舅是神父,因此经常问我说:“Felipillo,你想去读神学院吗?”而我的回答总是:“不想!”当下午节日游行结束后,我忙着吃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到的橘子,这时神父看到我独自一人在街上,于是他问:“Felipillo,你想读神学院吗?”我还是回答:“不想!”他又问我:“那么,你想当神父吗?”我又回答:“不想!”他继续问:“修士呢?”我回答:“不!”最后他看着我,问:“那你想像我一样吗?”我语塞了“呃…”于是他叫我回家转告父亲,他十分钟后会到家里来。我冲回家告诉妈妈说:“修士要来了…”当时爸爸正在喂骡子,他放下手边的工作,迅速地准备了简单的午茶点心:面包、火腿和一坛酒;他来了,还没坐下就跟父亲说:“Felipillo想要成为一名耶稣会士。”我的父母用震惊的眼神看着我,而我只是耸耸肩,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耶稣会士”。“他需要读书。”父亲迟疑地自言自语说:“你知道我们是穷人…”“没问题的,我会好好照顾他。”这就是一切开始。从那时起,我再也没有怀疑过我的圣召。

我的“使命”也很简单。在初学院的时候,我申请到中美洲念书,但是被拒绝了。之后省会长在征求到中国服务的志工,我提出申请却又被拒绝。隔年(1957年),他到文学院来寻找要到越南的传教士,我没有提出申请,但他却指派我去;当时的越南还是法属印度支那的领土,所以我被送去法国学习哲学。1960年,我到了西贡, 并且在1966年时,晋铎成为神父,之后我先到碧瑶念神学,后在罗马拿到博士学位,认识了一位同学倪胜民(Adolfo Nicolás, S.J.)神父,就是现在的总会长;1967到1968年间,因Cavanna神父意外身亡,Burkhardt神父派我到守德市(Thu Duc)和马志鸿(Mariano Manso, S.J.)神父一起当初学院的导师。1971年到1975年,我在大叻市(Dalat)教神学。其后越共执政,我离开越南;1976年时,雅鲁培神父派遣我到菲律宾的东亚牧灵中心(EAPI),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这边工作;其间的1989到1996年,我曾到巴黎当一位越南神父(Fr. Nguyen)的秘书。

亲爱的朋友,你们怎么看待天主的召叫呢?我觉得那就像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流,是吧!有一件事我可以老实地告诉你们–我是一个快乐的人,为此我每天感谢天主所赏赐的恩宠;快乐的秘诀可能在于–无论我到哪里,我都尽力寻找天主,并遵行祂的旨意。

我不在乎要做什么,只在乎如何做好每一件事,因此当教宗、当厨师,或当图书馆馆长就没什么差别了。我经常思考依纳爵的名言:non coerceri a maximo, sed contineri a minimo divinum est。意思是说:不受限于丰功伟业,但却接纳渺小的善行,这就是愈显主荣的真谛;这确实是很大的安慰,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做得到;在审判之日,天主也不会多要求你什么。

这种天真的想法就是每个人都可唾手可得的快乐来源,如果不这样想,那才是傻瓜。对于未来,大部分的人会感到忧虑,但对我一位耶稣会士来说,那是我们采收天主的果实的大好机会。我们应该要每天感谢天主,给我们服侍祂的机会;年轻人更应该感恩,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能服务;或许年长者也该感谢,因为他们已经享受到服务的快乐了。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应该用同一句话来画下句点,那就是“感谢天主!”

 

延伸阅读 

罗四维 Ross Daniel.

出生美国威斯康辛州的罗神父,在南加州长大,于1960年首次来台湾学习中文,在新竹和彰化学了近三年中文后,于1963年到菲律宾研读神学,并受训成为传教神父,于1968年完成神学学位回到美国,在Notre Dame 大学攻读社会学,于1972年完成博士学位后,即抵台湾,任教于辅大社会系及社工系,身兼教授及系主任。

 
据他说,当初耶稣会同期有三个神父,一个很想去日本,就按他的志愿去了日本至今;另一个想去墨西哥,就派去墨西哥了;剩下他没什么特别的意愿,就被派来台湾了。

 

陈瑾璋 Ch’en Chin-chang Ignatius.

1963年徐汇在台北芦洲复校,陈神父在学校中担任专职英文老师,也兼著总务主任的工作,由于接触不多,当时我只觉得他是位教学认真,做事有条理,为人和蔼可亲的长者。

 
陈校长温文儒雅,为人和善,对部属宽厚,遇事多能替部属着想,在他八年的校长任内,对我不曾有任何责备;因为陈校长对人对事的处理都十分得体,学校每次发生重大事件时,都一一迎刃而解。

 

李安德 Lefebvre Andre.

我是加拿大人,1971年以来就长住台湾了。我的名字很好记,不是有个很有名的导演李安吗?我跟他同样的名字,但是,不好意思,我比他多了一个字,我多了“德”,道德的“德”,我叫李安德。”话未说完,听众早已传出笑声。

 
这段话是台湾超个人心理学(Transpersonal psychology)领域的大师,耶稣会士李安德神父的自我绍。他常以极溜的中文和妙语如珠的方式,将一个个的笑话穿插在所讲授的心理学课程中,课堂上学生的哄堂笑声不绝于耳。在这些小小笑话之中,颇有可以让基督信徒小小省思与赞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