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28日朱立德神父追思弥撒，陆达诚神父讲道全稿。
目前七、八十岁的上海老人，都会清楚记得1955年（民国44年）九月八日圣母圣诞瞻礼夜里发生的事。那天晚上十时许，全上海的警车都出动了，横扫所有的天主教圣堂，逮捕了四百多人，连手铐都不够，许多人被五花大绑推上警车。如果问：“被捕的是谁？”答案是天主教教友，包括主教、神父、修女及男女教友。
三十年前我去美东，拜访年逾九十的龚品梅枢机（1901-2000），他亲口告诉我说，那天（九月八日）下午，他坐汽车回主教府，在距教堂一公里处，有几个外国人在路边叫车子停下，车窗摇下来后，他们同主教说：“您不要回府了，跟我们去英国大使馆，今天晚上要出大事了。”主教知道久待的一刻终于来到。1949年他被庇护十二世教宗任命为苏州教区主教，时局动荡，1950年又被教宗选为上海教区牧人。1949年龚主教被祝圣前，到徐家汇耶稣会会院做了一个月共三十天的神操，写了遗嘱，决定为保持信仰要坚忍不屈，甚至奉献自己的生命。所以那时他想：“如果我躲到大使馆，我的群羊却要忍受惨重的考验。”为了与他的羊生死与共，他拒绝了换车。当天晚上他与他的四百头羊一起被捕，开始他此后要度的三十年的铁窗生涯。后因国际媒体的影响，并因病情，由已被释放的立德陪伴赴美治疗。立德神父在美东陪伴主教一年半，在这位不屈不挠的伟人身边，他们的交往一定是非常深刻的，说他是龚主教最后一个徒弟，一个与上海天主教会共患难、也是全国的忠心信友的典范的见证者，一点也不过份。
立德年幼时由于在热心的家庭气氛中生长，他早已决定要追随伯伯舅舅及四位兄长的后尘，入耶稣会修道。但因耶稣会的陶成院已迁至菲律宾马尼拉，所以他遵长上命，入了上海总修院的小修院。1953至1955年，他与我是同班同学。立德神父60岁在台湾晋铎后，一直做副手（光启、静山、耕莘……，做理家或副本堂），但当时在上海，他却被委任为小修院的班长。他坐在自修室的末排中左位子，而我那时作学术股长（他的副手），坐在末排的中右，二人比邻，各位可以想像我们二人的近距离关系。在自修室内要守静默，尤其是傍晚五点到七点，这是做作业的时间，称为“神圣时间”。七、八十位修士，在同一大教室里，埋头苦干，要做好中、英／法、拉丁的课业。我们在院长和神师的领导之下，用功读书和修业。下午课后有运动和劳作，修士们活得充实愉快，不知及不管大难之将至。
二年后，九月八日圣母圣诞瞻礼晚上，修院经历了难以忘怀的一劫：四十多位神父修士被捕入狱，立德修士是其中之一。后来知道全上海各地逮捕了包括龚主教四百多人。难怪手铐会不够。我由于生肺病（借住耶稣会会院），并因未参加圣母军，幸免于难。那年年底，龚主教被判无期徒刑，立德修士被判五年徒刑。先被关在上海狱中，后被送至安徽劳改，前后坐牢廿七年。
由于朱家全家有七个男生在囹圄中，他们的妈妈川流不息地到各地送衣送食，故后来（2015年）被教宗方济各称为“痛苦之母”。幸好1994年立德修士晋铎时她还健在，来台湾参加典礼，那时除已在劳改营去世的大哥外，全家团聚，可说有登天之乐。
是什么力量使朱家能产生那么多圣召，并在考验中坚持信仰？
大哥树德神父（1913-1983）五十年代初在法国巴黎大学，考得地理学博士，曾服从总会长派遣，回上海做牧灵工作。他在震旦大学带领公青时，曾依圣保禄书信的话，编过一篇上海公青日日颂念的经文，它是这样的：
“基督君王，你召了我们，我们应命而来了……无论患难、困苦、劳作、守夜、监禁、鞭打……一切表示我们是天主的仆人……一路擎起十字架的旗子，呼著愈显主荣的口号，跨著大步，向天国迈进。”
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每天傍晚，我们公青在圣体降福后大声颂念的经文。立德神父当时同圣伯多禄堂的公青一起颂念时，等于向天主宣誓，他宁可丧失生命，不会放弃信仰。这样的宣誓，足以解释：为何以后数百公青、能十年、廿年期间在劳改地不屈不挠地做苦工而不改初志。
在九八教难前几年，上海各教堂开始广传一首人人会背，在劳改地可以一唱再唱的短歌：
“我为什么到此地，离开家乡千万里，漂流客地不安宁，想起故乡流眼泪，抬头举首望青天，我的家乡在那里。”
亲爱的朋友，这就是我们敬爱的立德神父廿七年坐牢和在荒山野地时可能唱的歌。现在他终于回到他的家乡，和他的母亲和圣母永远在一起，与众圣齐声欢唱“我们的家乡在这里。阿肋路亚！”他会继续鼓励我们信友：背上十字苦架，跟随天主，成为与荣福永生相称的人。
文：耶稣会 陆达诚神父 图：耶稣会中华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