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到访台湾是一场与赖甘霖神父的因缘际会。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西方各国驻华使馆纷纷从北京撤离。当时的我在西安当老师，却也不得进入首都，唯一的出路就是与香港交接的边界。当时的香港耶稣会对我非常关照，引导我到台北“会见赖甘霖神父与其他西班牙耶稣会士”，就这样，我与甘霖神父及沈起元神父结缘。

这两位神父是一组默契十足的双人拍档，对我总是照顾有加，他们充满智慧，总讲述著无数时代久远的远方轶事，中国、菲律宾、帝汶等… 你总能从中学到一些关于人类灵魂与人生大小事。对我而言，当时他们就是情绪急诊医院，安抚我要花数月才能恢复的惊恐情绪。而后，他们也成了人们漫漫生命长路上的领衔医生。

我曾回西班牙读了一年的书，准备就绪要回中国各大学院任教。当我再访中国时，这国家已变了样。此时，耶稣会士建议我前往台湾，为晋铎神父做准备。我遵从指示，没有任何不安，因为我知道我在台湾有个“家”。

到了台湾，当时台中教区的王愈荣主教(同时也是杰出的西语学者)和蔼地欢迎我，在那里我将教职与晋铎准备结合。我是一个特殊个案，一位受晋铎并直接奉献于当地教会的西班牙人，不属任何修会或教团。赖甘霖神父与沈起元神父总是为我及我在这块土地上的使命殷切祈祷，总是照顾我的需求，在我平时探访他们时，他们为我提供住所、家庭与父爱。

沈起元神父，这位伟大的老师先走了一步。赖甘霖神父每天去医院探访沈起元神父，给予他精神上的支持与关怀，我有时陪同他去医院探访沈起元神父。当时九十几岁的赖甘霖神父随身带着一把伞，作为他的轻型拐杖。他对所有地铁入口了如指掌，哪些有电扶梯的，哪些有连接公共汽车路线等… 他明知路程辛苦，但他数十年如一日，探访上千名病人，并陪伴许多人走完这条大家最终都要踏上的路。有人会说他是在给予最后援助，但其实他更像接“生”员，将人们接往永生。在沈起元神父逝世后，赖甘霖神父继续坚守岗位，从不抱怨，更从不哀叹，勇往直前。每天他都有使命，他满怀热情喜乐地承担它。他的使命就是爱着每一位与其相遇的人，为他们的生活增添喜乐，给他们亲吻、安慰拍拍、微笑。

百余岁的他从不间断、日复一日地去医院。有时自己摔伤也进了医院，但一待康复，他就继续他的例行公事。由于年事已高，他被稍微限制外出，他是乖乖接受，但从未放弃。在他家，也是堂区，他爱跟大家打招呼、亲吻、拥抱… 他到处散布欢笑，洋溢着喜悦与充满希望。每逢礼拜日，几乎不可能让他放弃聆听其他年轻神父的告解。我觉得他把告解变成了相见欢派对。

记得有段时间赖甘霖神父常跟我说：‘我们这年纪的人啊，平常没事就没事，一旦突然感冒什么的，一两天就再见了’，而他总是能笑着说这样的事。他就是身处奇蹟之人。他存在过世上，却不属于这里。多年来，我一直希望静宜大学能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2021年，机会突现，大家有了共识，一切就很快准备安妥。有人说他第一项博士学位主攻医学，是人体博士学位；第二项博士学位主攻哲学，是心理博士学位；而这第三项博士学位主攻关爱。按照华人的说法，他就是身、心、灵博士。

赖甘霖神父也在我母亲身上施展了奇蹟。我母亲是寡妇，她当时八十多岁，时常和她的朋友Montse来台湾看望我。赖甘霖神父现身就能让她瞬间回春。我母亲原本早已认了自己是最年长、奶字辈的事实，但在赖甘霖神父所在的地方，她们找到了一个比她们大10-12岁的“爸爸”给她们唱歌，逗她们笑。

赖甘霖神父常暱称她们为“我的女孩”，并为她们唱《黑发女郎与金发女郎》，这是一首二战后的斗牛舞曲。这让她们再次感觉像个年轻女孩。在那之后，她们的台湾之旅不再只是为了看看那个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生下的大块头儿子，而是为了再次见到偶像，让双眼里的美好幻想重生。赖甘霖神父总是向我问起“他的女孩们，黑发女郎和金发女郎”，有时我们也会视频通话。我想他现在已经见到“金发女郎”了，在天堂里他会继续为她唱斗牛歌。

赖甘霖神父逝世那天，我收到通知，在辅仁医学院为他举行弥撒，其遗体就安置在那。我看了手表，也没多想，方向盘一握就开往辅仁大学。一路上许多过往影像一一浮现。有许多轶事我都想写下来，其中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我算了一下我跟赖甘霖神父认识有多久，但无法具体说是从哪天开始，但就在同一周，距离我第一次来访台湾已经过33年了。33年，一辈子了。当然，他的人本精神与智慧一直是我在台湾的生活楷模。

几天后，我在整理文件时，偶然找到一张多年前在他教堂收到的卡片，正面是圣母像，背面则呈明信片格式，在白色背景处有一张赖甘霖神父打招呼的照片，仿佛想要拥抱。照片底他留下一句话：‘最大的喜乐莫过于让他人幸福。’

沈拉蒙神父
2022年6月24日至6月25日

编按：作者沈拉蒙神父( Fr. Ramon Santacana)为静宜大学校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