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百年来，植物学家不断发现发掘世界各地的珍奇植物，同时植物也进行自己的全球化过程，我们在亚洲、欧洲、美洲等各大陆都可以见到其他大陆的树木花草。在这个过程中究竟有过怎样的历史？植物学家们有哪些传奇经历？法国科学家马克·让松在《植物情怀》中带领读者一道探查这些奥秘，让读者在阅读的喜悦中不知不觉对植物产生好奇心。

《植物情怀》, [法]马克·让松 夏洛特·福夫 著，戴捷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8月经出版社授权，本文摘录书中有关18、19世纪远赴中国为植物学做出贡献的西方传教士汤执中、谭卫道、德洛维等人的经历。

汤执中神父：在御花园上班

正是由于这位宗教人士，神父们才在中国开启了植物学之旅。当时没有任何外来者能够在这个国家随意行走，而精心挑选过的耶稣会士则能够进入皇帝的御花园住下来，皇帝本人渴望知识，喜欢与他们相处。

汤执中死于1757年（乾隆22年）6月12日，葬于北京市海淀区彰化村正福寺，他的墓碑今天保存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墓碑用中文和拉丁文书写。

1741年，北京近郊已经精耕细作，汤执中神父（Pierre le Chéron d’Incarville）不得已只好降低自己的期望。要想找到一些罕见的植物品种，就得走出北京。这位传教士写信给自己的植物学老师朱西厄（Bernard de Jussieu）是法国博物学家，敦促他寄来一些球茎和种子，这样他就可以接近皇帝。汤执中向朱西厄解释说，皇帝热衷花卉，为此他还专门建造了一套房子，以便欣赏到山上的春白菊，这就有了讨好他接近他的理由。

朱西厄和汤执中一共通了16封信，聊的都是有关寄送植物的事。汤执中担心商船的船舱太潮湿，于是他等待着沙漠商队经过，他们用骆驼驮著商品从欧洲各地经西伯利亚进入俄罗斯。随后，汤执中极具耐心地在自己房间的窗台上培育了一株异域含羞草（Mimosa）。

清宫习惯称由欧洲人引入的植物称为“海西”， 汤执中向皇帝进献了含羞草，这种植物引起了乾隆皇帝的兴趣，欣赏之余皇帝命郎世宁将其描绘下来，这就是《海西知时草图》【清】郎世宁《海西知时草图轴》 纸本设色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德拉维神父：跑遍云南三十年

植物探险家借此机会对中国从云南至西藏进行了勘探，安顿下来的教士们则学习当地语言，把业余时间的每一分钟都用在植物上。他们很快便成为植物学家最好的中转站，最终寄回的植物由阿德里安·弗朗谢（Adrien René Franchet）接收。在自然博物馆内，这位苛刻的植物分类学家着手接待所有由宗教人士寄回的植物，并发表相关研究，汤执中神父寄来的是第一批。朱西厄去世之后，由于没有合适的收件人，这些植物一直放在档案室中无人问津。

他们的发现规模之大，可以说是上帝的慈悲，但主要还是因为那里有特殊的植物群落，其名声大得可以越过巴黎植物园的高墙。弗朗谢收到的东西除了大包的晒干植物，还有许多种子，园丁们将这些种子种在巴黎的花坛中，每个人都想在自家花园里再现远方国度的花卉。

谭卫道神父：好运连连，遇到大熊猫，看到了山桃

这些人（编注：当时来华的神父们）的形象显然与探险家不符：消瘦、贫穷，穿着破旧的长衫，只跟穷人打交道，因为没有一个有权势的中国人会接待他们。他们当中，只有谭卫道神父（Père Armand David）获得了一点知名度，这位巴斯克人喜欢攀登比利牛斯陡峭的山峰。

但是他们的部分发现从未在植物园以外的地方种植过，如山桃（Prunus davidiana Franch）。这是谭卫道神父在成都附近的山里发现的，那里原来是皇帝的夏宫，也正因此被园艺家们所忽视。山桃的粉色小花开得很早，不久就被冬日的寒风吹落。看到这些美丽的花儿，人们几乎忘记了传教士们在探险过程中所经受的艰难险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