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神父生于1926年，是爱尔兰人。小时候，一家六口经常一起到圣堂，每晚都会一起诵唸玫瑰经。那时他亦热衷于参与辅祭会活动，与小辅祭一起玩耍，为堂区服务，唯没有当神父的念头，甚至对圣召有些反感。中学时，他对未来尚未有明确方向，只知道要勤力读书，而且更有意投身爱尔兰曲棍球职业球员的行列哩！

18岁的时候，余神父因脚伤要卧床休息，好奇心促使他翻阅了家中一本有关圣召的书。“我觉得是天主给我时间去考虑这个问题，平日忙于读书、考试，没有时间去想。”余神父回想说。于是他偷看了那本书，“天主真的给了启示！祂说：‘你一定要做神父！’”而这个讯息一直在他的脑海中不断浮现。“那时我决定要做神父，而且一定要做耶稣会的神父。”

余神父的兄长是耶稣会神父，而余爸爸一直希望余神父能够继承生意，对于他要做神父一事，非常生气。没有父亲的批准，他无法入修院，幸好在亲戚的帮忙下，余爸爸终于首肯让余神父踏进耶稣会备修院的大门。

“初期很不习惯修院的生活，多么希望院长会请我离开。”不过，慢慢地余神父适应下来，发愿后到了国立大学读书。

他在大学修读拉丁文及希腊文，一边上学一边在修院生活，这三年的时光过得很愉快。“大学生活很好，而修院里也有很多不同的组织，我参加了辩论学会又认识了皮尔斯的作品。”皮尔斯是爱尔兰的国父，他写诗、小说及短故事，更曾为爱尔兰独立发动革命，其作品对余神父有很大影响。在周末，余神父会与修生一起行山、吃?包及谈天。大学毕业后，他到了一条乡村攻读哲学课程。

不久，他被会方派往外地“实习”！在香港和非洲两个地方，他选择了香港。“家里有些关于中国的杂志，而会方在1926年起已开始派传教士到香港，我们经常都会收到他们的消息，基于对香港的认识和兴趣，我选择了香港。”

在1952年，余神父与会方一名神父和三名修士一同乘船到香港。对余神父来说，香港是一个很不同的世界，尤其在风俗习惯上，光是名字排序的分别也令他很不习惯；英文是名、姓（James Hurley），中文则是姓、名（余理谦）。

语言是另一个难题，初到香港，会方安排他们住在长洲的思维静院，并请老师教他们广东话。“广东话有九个音，学得好辛苦。”一年之后，余神父在长洲一间小学用广东话教圣经。一次，他对学生讲原祖父母的故事，“我们今日要讲亚当、亚娃（亚当、厄娃）”，这句说话惹得哄堂大笑，余神父很惘然，后来灵机一触下他索性用“原祖父母”四个字代替。

第三年，他被派到华仁书院教书，在那里他认识了李柱铭的父亲李彦和。李彦和当时在华仁教中史和中文，对中国近代史有浓厚兴趣的余神父经常向李请教。

1955年，余神父返回了爱尔兰攻读神学，并于1958年晋铎。1960年，他重返香港，到珠海书院从事教育工作，期间更担任外文系系主任。

六十年代初，香港的学生运动开始，那时也是余神父最积极参与社会运动的时期。当时一些关心社会的珠海学生在学生报上发表了有关珠海的文章，令校方很不满。被点名的12名滋事学生被开除出校，于是有学生找余神父帮忙。余神父为学生出头一事轰动全城，连当时徐诚斌主教也召见他。结果余神父写公开信表明支持学生的立场，可是12名学生最后仍是被赶出校。

“在学生运动中，学生没有被收回是失败，但为我来说是大事！”做修士的时候，余神父只能透过收音机知道社会上发生的事，珠海事件对学生来说是失败的运动，但对余神父个人来说是真正亲身认识社会的机会。

在珠海事件的风波后，余神父曾先后参与中文运动及保钓运动。直至1972年被派到菲律宾工作，余神父才淡出了社会运动。

在学生运动期间，余神父接触到工人问题，于是在他再次返港的时候，跑到工厂工作了四个月。他在工厂负责剪衫，工作性质虽然容易，重复的工序却令神父觉得与以前的生活大有分别。

“剪衫的生活非常闷！重复的工作，it’s killing（令人难以接受）！一个教宗曾这样说‘入工厂前，一块无用的木头可以被制成椅子；相反，人到工厂时是一个人，出来的时候却变成了一块木头。’”

离开工厂后，余神父去避静重新思考将来的路，最后他决定从事堂区牧民工作。适逢当时一位神父邀请他到牛头角基督劳工堂工作，那里邻近工厂并以服务基层教友为主，正合他心意。“我好钟意‘劳工’两个字！而且那时我不喜欢到富有的堂区（服务），而想去一个普通（基层）的堂区（服务）。”

余神父在牛头角堂区服务了十一年，最难忘是成立了关社小组。他亦喜欢与当时的圣母军去探访教友，做家访。同时，他积极投入国际特赦组织的活动，关怀囚犯。其后，他先后到过黄大仙、柴湾服务。

回顾六十年的铎职生涯，以文化大革命后的一台“密室弥撒”最令他难忘。文革后不久，他有机会跟团到内地旅行。有修女知道他要到上海，就请他到家乡探望她的亲戚。

“当时神父的身份很敏感！在内地只有一间在北京的圣堂开放，让外国人望弥撒，本地人则无法参与其中。”于是神父带了?饼和酒，穿了一身便服到了上海。好不容易，来到那个家庭；那是一个四人公教家庭，有老人、中年人、青年人和小孩。

一进屋，余神父把修女的信交给他们说：“我系神父，可以帮你开弥撒。”

他们回答说：“神父请你不要开弥撒！这里会有人把这事向外人说。”原来他们害怕家里的小孩乱说话，他们只敢请神父为他们做修和圣事。余神父听了就与他们一起唸赦罪经和补赎经。

他们似乎意犹未尽，请求神父说：“神父，可以做一台简单的弥撒吗？”

余神父心想：“我要做一台妥当的弥撒！”于是他们著那小孩去看电视，然后一起进了一间房。那里没有圣经，他们奉献了饼，神父祝圣饼和酒并特别为中国教会祈祷。

“那一刻真的好感动！”他们多年没有望弥撒，感动得哭起来。

现在，余神父于圣依纳爵堂服务，继续牧民工作和关心社会，每天为社会上不同需要的人向上主默祷……

本文摘录自香港天主教教区视听中心

编按：余神父于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下午离港，返回家乡爱尔兰度荣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