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淘尽千古风云
耶稣会对会士的要求与培育甚为严格，也造就许多德学兼备之士。虽然我们并不强调个人风采，但许多会士在各个领域出类拔萃的表现的确让人难以忽视。对天主的恩宠我们满怀感恩，因着天主厚爱、因着他们的努力，成就了耶稣会更光荣的一页，也充分反映‘愈显主荣’的精神。
- 诗人 吉拉德．曼理．霍普金斯 Gerard Manley Hopkins 1844 ~ 1889
- 科学家 德日进 Pierre Teihard de Chardin 1881 ~ 1955
- 艺术家 郎世宁 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 ~ 1766
- 科学家 利玛窦 Matteo Ricci 1552 ~ 1610
- 天文学家 汤若望 Joannes Adam Schall VonBell, S.J 1591 ~ 1666
- 南怀仁 Ferdinand Verbiest， S.J 1623 ~ 1688
拉德．曼理．霍普金斯 Gerard Manley Hopkins. 1844-1889
被公认为最有影响力的英国诗人之一，他的用字遣词和语言意象独树一格，曾经就读牛津大学，于1866年皈依天主教，并于1868年入耶稣会，1877年晋铎。
他在入耶稣会的时候曾经烧掉了自己早年的作品，打算放弃写作专心做传播福音的工作，但是很奇妙的，在1875年，他受到几位德国修女的鼓励，写出了他最受瞩目的作品之一：‘德国的沉船’，之后他进入了写作的黄金时代。
德日进 Pierre Teihard de Chardin 1881-1955
德日进是著名的法国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在欧美，他主要作为“北京猿人“的发现者之—而闻名。 德日进既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耶稣会神父又是进化论的积极拥护者。他一生不倦地探索宇宙奥秘，发表过许多具有进化论观点的论著，被公认为杰出的科学家和思想家。
1881年5月生于法国多姆山省(Puy-de-Dome)的一个笃信天主教的贵族家庭。1892年，就读于耶稣会的蒙格雷圣母中学，成绩优良。1896年获业士学位。次年又获哲学业士学位。1898年再获数学业土学位，1899年加入耶稣会，开始过修士生活。1902一1905年，于法国西部圣路易学院学习三年经院哲学。1905—1908年于埃及开罗圣家中学任化学和物理实习教师。1908—1912年由教会派赴英国进修四年神学。1911年升为神父。1912年，结识巴黎博物馆古生物学教授马·蒲勒(Marcellin，Boule)，这给德日进后来的发展以很深的影响，奠定了他毕生从事考古研究的前程。1915年1月20日，德日进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考古工作。1919年复员，从此专心致力于古生物研究。
德日进从小喜欢植物和昆虫。在开罗教书期间，又对铁器与石强产生浓厚兴趣。 1913年，他由同事、古生物爱好者勃安叶神父带领，赴西班牙西北部实地考察洞穴壁画，并发表研究报告。战后他到巴黎大学攻读地质、植物和动物三科，并获自然科学学士学位，于是一面在巴黎天主教学院讲授古生物学和地质学。—面又投入史前的古生物研究，从而迎来他的中国之行。
1923年，德日进参加耶稣会神父桑志华率领的“法国古生物考察团”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5月23日到达天津，6月11日经北京直奔内蒙鄂尔多斯，发掘旧石器时代的遗物，进行新生代地质和古生物研究。10月13日返回天津整理资料。尔后在北京过冬。次年，即1924年9月回国。旋而赴英国等地考察。1930年，他又应邀参加“美国自然史博物馆亚洲中心考察团”，到我国周口店等地考察。他不时来往于中国、法国、美国和缅甸、印度等地。在中国，除于内蒙进行发掘外，还访问了陕西、河南、山东等地．从1923—1946年，他先后八次来中国。并取中国姓名为“德日进”。
1929年他作为中国古生物考察组的顾问，直接参与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发掘和研究工作。1940年于北京建立“大陆生物研究所”。1943年组织出版《大陆生物学》杂志，并亲自撰文。同年，到燕京大学作《关于幸福的反省》的报告。显然，在中国期间，他与我国古生物学者和考古工作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此后，德日进根据在中国搜集的大量宝贵的古生物资料，进行分析和研究，写出有独到见地的报告和论文。
1946年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J.S．H uxley，1887—1975)曾赞扬德日进，彼此也成了朋友。接着，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Toynbee，1889—1957)，法国物理学家德·布洛依等都相继同他交往。
1955年底，汤因比、赫胥黎、布洛依，以及当时法国文化部长著名作家马尔罗等人，组织各种德日进协会，筹备出版他的著作。一些著名的大学和团体相继建立德日进研究会，设立国际奖金，出版专题刊物。顿时，在欧美掀起研究德日进的宇宙和人类进化论的高潮，形成一股德日进主义热。
而戴高乐政府一俟中法正式建交便直接向我国索取德日进生前遗留在北京的有关资料，我国科学工作者完好地把德日进在我国的材料交给法国政府。《德日进全集》也就顺利地得以出版。目前已出到十卷，如《人的现象》、《人的出现》、《回顾过去》、《神圣的中心》、《人的未来》、《人的力量》、《力的能动性》等等，其中《人的现象》和《人的未来》是体现德日进思想的主要著作。其主要著作多半己被译成十几国文字，传播于世界各地。
与此同时，关于德日进思想的评论、研究在欧美理论刊物、哲学杂志和专著迄今问世的已达数十种。德日进成为当代欧美知识界探索新科学理论和人类现象的一个重要物件。法国作家，原法共理论家加洛第(R．Garaudy,1913一)，在《人的远景》(1959)一书中专门用一章论述德日进的自然现象思想。另一位法国作家尼·乔治的《从爱因斯坦到德日进》(1964)以两个半圆形对碰到一起而构成一个完满的圆形来形容世界这两位伟人。还有人把他与海森堡、罗素和马克思等相提并论。汤因比在《每日邮报》上写道：“德日进作为古生物学家是个著名的人物。他成了关于发现北京猿人的最初倡议者。作为古生物学家，即使不再增添什么，他也算得上一个伟大的科学家，然而他又是诗人和基督教信徒。这就使他既是科学家，同时又成了精神界的巨人”。
赫胥黎在德日进的主要著作《人的现象》发表后，向《冲突》杂志介绍德日进说：“1946年，我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长到巴黎就职，不久就遇到了德日进神父，此后我就铭记这个事实：认为自己不仅找到了一个朋友，而且获得一个在智慧和精神的探险中互相协作的伙伴。 即使他从基督徒耶稣会神父这个角度来研究人类的命运(未来)问题，而我则采取无神论和生物学的观点。可是我们两人的思想却始终沿着同一路线，朝着同一方向扩展和加深；我们达到了惊人地相似的结论……我们两人虽然没有任何个人联系，可是各自都想把人类的命运——也就是说，人及其远古的宇宙创造、人所处的环境和它们的一切关系——当作一个‘现象’，“认真地进行考察和研究”。赫胥黎下结论说： “德日进注意到人是中心。”人从“观看”宇宙“转回到自己”，“观看自己”，“创造自己”。所以，“德日进的想像是真实的，” 他的宇宙现和人类观不仅能够使人苏醒过来，而且还能够把人们解放出来，即把碰到无数可怕的钉子而陷入苦境的人们的精神和灵魂解放出来。”
克·葛诺写过不少关于德日进的文章、评传和论著。他在《德日进》一书的结论中说：“在德日进的革新精神及其传统思想这两者之间有矛盾吗? 决不，因为他一直是个具有综合思想的人。德日进基本上是个进化论者。”但是，“他能够同一个具有永恒价值的信仰结合在一起，而且也就能够探索人的变化”。葛诺还说，德日进不仅忠于信仰，而且对教会也是始终不渝的。“他在1954年就说过，如果教会倒下了，那末一切都完了”。或许有人象过去指责邓·斯各特那样，反对德日进。其实，仔细推敲，“从德日进的实在论，他的宇宙论的乐观主义，他对人类概念价值的信念和人类具体统一的意义来看，德日进显然是符合圣托马斯的”，德日进卓有成就地把“宗教信仰”融化在“进化论的词汇中”，结合在“现代科学的领域中”。“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德日进是属于教会的”。
另一个德日进多年的同事路·巴尔勇最近也著书说，尽管有过几十年的“隔阂”，但终于云消雾散。德日进的思想并未消失，相反越发光明，正如德日进一直希望死于复活节而证明其思想有个光明的未来”那样，现今德日进主义终于在世界上获得了“巨大的反响”。“德日进的科学研究和宗教反省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既是公认的“地球上的人”，却又忠实地做了“基督的见证人”。
郎世宁 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
郎世宁，原名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意大利籍的中国宫廷画家，以西洋写实画风纪录了中国清朝初期的宫廷人物与景色。
郎世宁出生于意大利米兰的圣马塞兰诺（San Marcellino），青年时期在卡洛科纳拉（Carlo Conara）学习绘画与建筑，并在1707年左右加入了热那亚耶稣会。刚开始只为意大利的教堂画壁画，1714年居往在葡萄牙里斯本及科英布拉。几年后对中国产生了相当大的兴趣，曾于澳门学习中文﹙他的中文名字就是在澳门取的﹚，并在1715年前往中国。
郎世宁在中国待了相当久的时间，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共计约有50多年，他在1715年到中国时，被康熙以艺术家的身份召进宫中，曾协助圆明园的规划设计，他引进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开创的明暗写实画法，并改用胶状颜料在宣纸上作画，也就是今日的胶彩画作法，他曾试图要求康熙开办学习用西方透视原理来绘画的绘画学校，但不被采用，后来与中国学者年希尧一起出版了一本《视学》，是中国第一部透视学专著。
1757年，乾隆曾为郎世宁办70岁大寿，证明他在宫中颇受礼遇及恩宠。他晚年时替乾隆和其妃子画了不少的肖像，于1766年在中国去世，去世时官至三品，被乾隆追赐封为侍郎衔。享年78岁。葬于滕公栅栏。在他之后的西洋传教士画家有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艾启蒙（Ignaz Sichelbarth）、贺清泰（Louis dePoirot）、潘廷章（Giuseppe Panzi）。
今日郎世宁的画作在中国画拍卖市场中是相当高价的作品，2000年他的《苹野秋鸣》卖出价是1765.5万港币，是当时第二高价卖出的中国画。
郎世宁的代表作品有《八骏图》、《聚瑞图》、《嵩献英芝图》、《大阅图》、《百骏图》、《弘历及后妃像》、《平定西城战图》等。后世艺评家认为他画马最为传神。
利玛窦 Matteo Ricci，1552—1610
利玛窦，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代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居住。其原名中文直译为玛提欧‧利奇，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1552年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马尔凯州（Marche）的马切拉塔城（Macerata），家里经营利氏药房，是当地的名门。利玛窦十六岁来到罗马，在圣汤多雷亚的学院学习预科，并于1571年的圣母升天节那天加入了耶稣会。1572年在耶稣会主办的罗马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并从师数学家克拉乌（Christopher Klau）学习天算，其时范礼安（Father Alessandro Valignani)也是他的老师。在这段时期，他还学会了拉丁文和希腊语，而且也会使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由于明朝闭关锁国的政策，之前的传教士都未能进入中国传教，而只能停留在澳门。罗明坚（Father Michele de Ruggieri）神父向东方总巡察使范礼安举荐了利玛窦。1582年（万历十年）利玛窦应召前往中国传教，8月7日到达澳门。
1583年利玛窦获准与罗明坚神父入居广东肇庆。利玛窦解释来中国的原因：“我们是从遥远的西方而来的教士，因为仰慕中国，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这里侍奉天主。”他们从西方带来了许多用品，比如圣母像、地图、星盘和三棱镜等。其中还有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利玛窦带来的各种西方的新事物，吸引了众多好奇的中国人。特别是他带来的地图，令中国人眼界大开。进入了中国的利玛窦对中国文明非常称赞：除了还没有沐浴“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他感叹“柏拉图在《共和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而且他还发现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但是他也发现“在中国人之间科学不大成为研究对象。”
1584年利玛窦制作并印行《山海舆地全图》，这是中国人首次接触到了近代地理学知识。利玛窦利用解释各种西方事物的机会，同时介绍了他们的天主教信仰。
利玛窦在肇庆结识的士人瞿太素成为了他的好友和弟子，还帮助利玛窦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第一卷。籍著瞿太素的宣传，以及赠送高官们利玛窦自己制作的天体仪、地球仪和计时用的日晷等西洋物品，利玛窦的名声逐渐在当地的达官贵人中传开。
在韶州他攻读《四书》，并首次将之译为拉丁文。而通过与瞿太素和其他许多中国上流社会人士的接触，利玛窦发现自己先前的佛教僧侣装扮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并不受到尊重，社会地位也比较低下。为了更方便与中国的官员交往，在征得范礼安的同意后，从1594年起，利玛窦开始蓄发留须，并穿起了当时儒士的服装。
1596年9月22日利玛窦在南昌成功的预测了一次日食，使他很快成为了一个有名的人物，期间结交了许多儒士权贵，并受到建安王的热情款待。他又用汉语写了一本《西国记法》的书来介绍他的记忆方法；及一部谈论友情的著作《交友论》而意外的获得士人的欣赏。
利玛窦在南京居住期间，通过瞿太素的帮助，结交了不少名士，如南京礼部侍郎叶向高、思想家李贽、徐光启等。当然这主要还是人们对于他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倾慕。值得一提的是，在南京利玛窦还与一位三淮和尚（即大报恩寺僧雪浪）进行了一场辩论，在这次辩论中，利玛窦凭借其科学性的思辨明显占了上风。
1601年1月24日,利玛窦带着庞迪我神父于抵达北京。进呈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方物，得明神宗信任。1601年，明神宗下诏允许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之后利玛窦在北京以丰富东西学识，结交中国的士大夫。常与宾客谈论天主、灵魂、天堂、地狱。同时编撰新书，包括以中文写成的《二十五言》等，得到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尊重。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当中有数名更是公卿大臣。这当中最著名的，也是后来影响最大的是进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启。
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5月11日利玛窦病逝于北京，1611年，由徐光启主持，皇帝赐利玛窦安葬于平则门外二里沟的滕公栅栏。利玛窦墓现位于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外的北京行政学院院内。 带着西学而来的利玛窦开展了晚明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由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一共有一百五十余种的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
利玛窦撰写的《天主实录》以及和徐光启等人翻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等书不仅带给中国许多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而且许多中文词汇，例如点、线、面、平面、曲线、曲面、直角、钝角、锐角、垂线、平行线、对角线、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圆、圆心、外切、几何、星期等等以及汉字“欧”等就是由他们创造并沿用至今。利玛窦制作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地图，在中国先后被十二次刻印。而且问世后不久，在江户时代前期也被介绍到了日本。该地图使得日本人传统的崇拜中国的“慕夏”观念因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日本地理学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北极、南极、地中海、日本海等词汇皆出于此地图。至今，日本仍称17世纪至18世纪的地图为利玛窦系地图。
著作
- 《天主实录》－利玛窦翻译了罗明坚编《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起名为《天主实义》，亦名《天学实录》，这本书第一次系统地向中国人论证了上帝的存在、人的灵魂不朽大异禽兽和死后必有天堂地狱之赏罚，报世人所为善恶的天主教教义。《天主实义》 亦是最早把星期制度引进中国的。《天学实义》后来被乾隆皇帝收录在四库全书中，并有蒙、满、朝鲜、越南及日文译本。
- 《几何原本》－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了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前六卷。利玛窦使用《几何原本》是他在罗马学院学习用的课本，由利玛窦的恩师——当时欧洲著名的数学家克拉维乌斯神父整理编纂。克拉维乌斯神父在原本后又增添了两卷注释，总共十五卷。
- 《坤舆万国全图》－世界地图。
- 《西字奇迹》－（今改名《明末罗马字注音文章》），是中国汉字拉丁化道路之始。
- 《二十五言》－关于天主教道德信念、准则和修养的书
- 《畸人十篇》－利玛窦同十位中国士大夫的对话集
- 《交友论》－收入了古罗马西塞罗入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大师爱拉斯谟等人论友谊的格言上百则。也有利玛窦根据他对中国人的思想了解而编写的。这是利玛窦所写的第一部华文著作。
- 《西国记法》－一本介绍利玛窦本人如何能有过目不忘的能力的书
- 《辩学遗牍》－1635年出版，收录了利玛窦以天主教观点与明末净土宗袾宏和其门生虞淳熙的佛教观点交流的信件。
- 《同文算指》－介绍欧洲算术，根据克拉乌维斯所著的《实用算术概论》（Epitome arithmeticae practicae，1583年）译成。内容由基本四则运算、分数至比例、开方、正弦余弦等三角几何。由李之藻笔录，清朝时录入四库全书。
- 《测量法义》－关于应用几何、测量，由徐光启笔录，附《勾股义》。
- 《圜容较义》－李之藻笔录。
- 《浑盖通宪图说》－天文学知识，李之藻笔录。
此外，他还写过或参与写过《西琴八曲》、《斋旨》、《乾坤体义》等著作。利玛窦用意大利文写的日记后经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整理翻译为拉丁文，出版于1615年，取名《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汉译名为《利玛窦中国劄记》。
汤若望 Joannes Adam Schall VonBell, S.J., 1591－1666
汤若望，字道未，生于日尔曼科伦。一六O三年，为罗马灵采研究院（AccademiadeiLincei）院士。一六一一年，入耶稣会。一六二二年，应金尼阁（Fr.NicolasTrigault）之呼吁，与另一院士瑞士籍的邓玉函（Fr.JoannesTerentius）等八位耶稣会士来华。
出身于德国科隆贵族世家的汤若望，是一名活跃于明清之际的著名耶稣会传教士。他不仅是明朝灭亡、清兵入关的见证人，而且以其凛然正气，获得新统治者的应允，得以”留居原寓“，即今宣武门内南堂，继续其历法的修定工作。
汤若望在华四十余年，将西方先进的天文学、光学、火器、矿业等领域的知识介绍到中国，取得了丰硕成果。而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则是参与明末历局的改历、编纂修定“崇祯历书”。
明朝末年，行用多年的“大统历”误差渐大，钦天监所预报的天象，尤其是日月食屡屡失验。在用中国传统方法与西方方法预报日月食，几经校验比较之后，皇家确定由徐光启主持历局，修改历法。徐光启则聘请了邓玉函、龙华民等传教士参与改历。
1630年，汤若望奉诏从陕西调往北京进历局供职。在中西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编译了长达137卷的长篇巨著“崇祯历书”，而其中由汤若望撰写编译的就有包括“交食历指”、“恒星出没表”、“南北高弧表”、“五纬诸表”等共43卷。
除此之外，1626年，汤若望还在中国学者李祖白的协助下撰写了“远镜说”。研究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科学史所做贡献的专家、北京古观象台副台长李东生女士介绍说：“汤若望还编纂了‘远镜说’，是根据1616年德国法兰克福出版社出版的赛都利的著作编译而成的。这本书对伽利略望远镜的制作原理、功能、结构、使用方法都做了详尽的说明，通篇条理清楚、浅显易懂，图文并茂。所以专家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出版的最早的一部介绍西方光学理论和望远镜技术的启蒙著作。”
为帮助中国开采矿藏，加强国储，汤若望在历局期间，又同中国学者合作翻译了德国矿冶学家阿格里柯拉（Georgius Agricola）于1550年撰写的论述16世纪欧洲开采、冶金技术的巨著“矿冶全书”（Dere Metallica Libri XII），中译本定名为“坤舆格致”。此书编成后，汤若望进呈给朝廷，崇祯皇帝御批：“发下‘坤舆格致’全书，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
不过，因战事已紧，明王朝迅速崩溃，已无暇过问“坤舆格致”的命运，因此该书未被刊行，后来也便在明末清初纷繁的战事中遗失了。而“崇祯历书”却由于汤若望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不仅躲过了浩劫，后来还得以颁行天下。
这名曾官至钦天监监正的德国教士工作的地点则是矗立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古观象台。古观象台，原名观星台，始建于明正统七年（1442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台之一，迄今已有560年的历史了。
它由一座高14米的砖砌观星台和台下紫微殿、漏壶房、晷影堂等建筑组成。在青砖台体上耸立著八件青铜铸就的宏大精美的仪器，是清代制造的天体仪、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象限仪、纪限仪、地平经纬仪和玑衡抚辰仪。仪器身上刻有栩栩如生的游龙和精美绝伦的流云，其中部分甚至仍具有实测功能。
明清时代，作为钦天监外署，它是一个重要的天文观测基地。当时中国修定立法、观测天象、编制星表、制造天文仪器等活动都与西方传教士密切相关。
1651年，多尔衮死，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亲政。这名清代开国皇帝虽笃信佛教，但却非常钦佩汤若望的道德与学问，并与之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先后24次到访南堂，与汤若望促膝谈心。
这一时期，汤若望在华事业可谓达到了峰巅。岂料顺治皇帝英年早逝，于是年仅8岁的爱新觉罗－玄烨登基，年号康熙。汤若望虽经中国朝代的重大变故，安然无恙，却在清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中成为牺牲品，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历案”。林华女士说：
“因为康熙是一个几岁的小娃娃，掌握实权的则是敖拜等反对洋教和西方学说的一些人。因此他们上台以后，汤若望就马上被打入底层，遭到栽赃陷害，并锒铛入狱。他当时已是一位老人，而且很快中风，不会说话。在拷打审问中，都是其助手、比利时的南怀仁替他辩护，但还是被判了死刑。这时候，北京发生大地震，于是皇太后出面为汤若望求情，才得以出狱。但健康已不能挽回，之后不久便去世了。”
康熙亲政后，铲除敖拜等人，为汤若望平反，并派大员在顺治所赐墓地上为汤若望修建坟茔，举行隆重葬礼，还率领百官及亲眷到其墓前祭奠。汤若望墓碑正面是拉丁文和中文碑文，反面是康熙皇帝以汉文和满文为其撰写的祭文。从“鞠躬尽瘁，恤死报勤，国之盛典”等用词足以见中国一代明君对这位来自万里之遥、莱茵河畔的德国传教士高度的欣赏。
南怀仁 Ferdinand Verbiest， S.J. ,1623 – 1688
南怀仁，原名菲迪南特．阜泌斯脱，比利时人。1657年，受欧洲天主教耶稣会的派遣，来中国传教，1688年死于北京。生前是清朝政府的工部右侍郎、二品大员。死后埋葬在北京阜城门外车公庄附近的外国传教士基地。康熙皇帝曾亲自为他撰写祭文和碑文，赐他諡号为“勤敏”，并派国舅佟国纲等大臣至墓地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南怀仁精通天文地理，到中国传教后的第二年，就被推荐到宫中，协助当时的钦天监监正、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工作。他们使用西方先进的方法勘测天文，计算准确，说服力强，深得顺治皇帝的赏识。但是，科学和迷信、先进和落后毕竟是不能相容的。西方传教士在勘测天文时所采取的科学方法，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朝廷中有很多人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1664年，新安卫官生杨光先上疏弹劾汤若望和南怀仁，说他们“历法荒谬”、“邪说惑众”、“僣谋造反”。当时正值顺治、康熙两朝交替之际，执政的是鼇拜一伙野蛮、愚昧的议政王。他们对天文、算学一窍不通，无从判断科学上的是与非，但他们抓住所谓“惑众”、“造反”等字句，汤若望、南怀仁就不能不交上厄运了：结果前者被判死刑，后者被驱逐出宫。此后，北京忽然发生了百年末遇的大地震。愚蠢的鼇拜以为这是由于他惩处了汤若望、南怀仁而触怒上天，便匆忙下令将他们赦免。汤若望获释不久就与世长辞，南怀仁尽管重获自由，但却不能重返钦天监工作，只好回到教堂去传教。
南怀仁虽然被逐出宫，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当他得知康熙帝已经亲政，而杨光先预测的康熙八年将出现两个春分和两个秋分的明显错误时，便上疏康熙帝，以求一辩。这一年康熙16岁，亲政已两年，但实权仍被鼇拜掌握，这对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皇帝来说是无法容忍的，他迫切想把权力夺回到自己手里。亲自处理四年前的汤若望、南怀仁案件，便是康熙向鼇拜夺回权力的开始。在康熙的命令下，大学士图海等人进行了现场的检验。结果，无论是午门前的日影观测还是观象台的仪器测定，都证明南怀仁计算的准确。康熙帝当机立断，为汤若望、南怀仁案平反昭雪，并撤去杨光先等人的职务，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当时南怀仁以自己是“远西鄙儒，不妻不宦”为借口，辞宫不受。后来康熙屡次下达上谕，一定要给南怀仁晋封。南怀仁推辞不过，接受了监副的任命。
南怀仁在欧洲受过系统的当代科学教育，他不仅熟知天文地理，还长于算学、机械。康熙本是个勤敏好学的皇帝，南怀仁掌握的几何代数、天文地理知识，很快就得到康熙的赏识，成为康熙接受西方科学文化的启蒙老师。南怀仁从此也平步青云：在被任命为钦天监监副后不到一年，因为制出六整套天文仪器又被提升为监正。几年以后，三藩作乱，清王朝于危难之中，南怀仁又向康熙献出绝技，设计制作了一种新型火炮，帮助了平定三藩叛乱的清军，成为清王朝的功臣，被晋升为工部右侍郎。1676年，南怀仁参与了中国政府和俄国并行外交交涉事务，担任翻译。1688年南怀仁在北京去世。
南怀仁在中国传教、任职期间，中国还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对外来事物一向待慎重态度。康熙朝曾明文规定，外国传教士只有奉公守法．尊重中国习俗才可在中国传教，否则就要被逐出境。南怀仁能成为清政府的一名二品大员，在传教的同时，又能致力于传播和介绍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实属不易，这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是有贡献的。现存于北京天文台古观象台的八件清代铜铸天文仪器，悉为南怀仁与后继者纪理安一起监工铸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