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詹神父，是我就读神学院的时候。他当时是院长，尊重老师，关心同学；总是以超越的高度和综观全局的视野，综理院务，无私且睿智。他还身先士卒地鼓励学生，走出院外，积极参与教会和社会事务。 

“耶稣会”在台湾，刚开始时，并不是自然地成长，而是很多的会士从中国被赶出境，没有地方可去，他们的年纪约四、五十岁，早已擅长福传与建立教会，或者在学校教书多年，一百多个这样的人突然进入台湾，凭著丰富的经验，福传的效果自然比较大。詹神父说，“而且，当时的社会比较穷，很多人在寻找意义”，耶稣会士很快地就有了些具体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