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义神父 Russell John
在最后一年耶稣会中学的开学阶段，我们便以年度避静为首要活动，而这一次避静为我们却是毕生难忘。在那次避静中神师提议我们每天花十五分钟时间来作个人反省与祈祷。而我们每一位同学都差不多都有按照此提议来尝试去做。
之后我们所有学生一起参加圣方济沙勿略的瞻礼，并且听了一篇很有鼓舞性的讲道。为当时整体爱尔兰的宗教气氛，要回应天主的召叫真的不是太困难。而这次避静的结果是，我们班中有六位同学于当年(1943)秋天决定进入耶稣会的初学院。其中有四位在完成初学后发了初愿，现今有二位当年的初学生已在天堂庆祝其七十周年的入会记念，而另外的二位在努力地生存在此尘世上为主作见证。
经过正常的培育过程，我于1957年晋铎成为耶稣会神父。之后我被派往罗马进修教会法律。在1962年我回来香港服务，(其实早在1951年我已第一次被派遣至香港)而今次我负责在修院中教授修生，为期约有二年多时间。然后于1964年我再一次被调回到罗马，并在那里担任耶稣会驻罗马的副代表。
在1968年，我完成此职务后再一次回到香港，之后我担任了不同的职务。包括有:初学导师，香港副会省省会长，利玛窦宿舍舍监，香港华仁书院校监与院长，中环公教进行社小堂主任司铎。与此同时，自七十年代起我被香港教区主教任命为司法代理(即是司法长)，负责审理教会法庭中的各种个案。自2012年按法定年龄退休后，我仍协助教区法庭处理一些个案或者行政的工作。(当你已经退休后，最重要是仍保持每日的仪容整齐，并且每天都尽可能外出走走看；否则自己的身体状况便会每况愈下)
最后，每一个会省都有指定的圣召推行人。但其实每一位耶稣会士都应该对推行圣召有一定的责任。因为这是会士们对修会的一种回报与应尽的义务。当年青人都想学习会士一样成为耶稣会的一份子时，就让我们这些会士使前来寻找圣召的人都感受到，成为耶稣的伙伴时所带来的一份真正，独特的喜乐。特别教宗方济强烈要求我们所有献身生活者(司铎，会士，修女) 把这份找到主的喜乐展现在人面前，特别是展现在那些来寻找生命中召叫的人面前。因为没有人喜欢那些献身生活者的面容常是郁郁不欢，又或者是很难相处的一群。
既然当今圣父(教宗方济)在他身上之最迷人处是，他不听从社会主流意见、他认同贫苦者和社会边缘人；还有他经常对每一位兄弟姐妹都散发的灿烂的笑容。就让我们这些耶稣会士来学习并跟随他一起坐言起行，把福音喜讯带给身边的人。
延伸阅读
沈起元是西班牙籍耶稣会神父，自小有志来华传教。五十余年前抵达上海，学习中文。大陆变色后，赴菲律宾继续攻读神学。后来宝岛落地生根，先至彰化耶稣会修道院任教，后赴台大外文系教西班牙文，亦在耕莘文教院当图书馆馆长。 期间，他与梅格和李清钟二位西班牙神父合编的《汉西综合辞典》，于一九七七年在马德里出版，一千三百余页。应各界要求，他又撰编《西汉综合辞典》，八年完成，亦逾一千余页，其中有一五四一个字汇，连最完整的西班牙皇家语文辞典中亦缺如。此书在台湾光启出版社于一九八七年出版。因此辞典，沈神父于该年荣获行政院颁发金鼎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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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主教是1918年1月13日生于江苏省松江府华亭县。 童年时在离家离家三里远的费家宅教会小学唸书。每天早晨带着午餐的小饭篮，中午就不回家，在学校里边吃饭。他读书很用功，风雨无阻天天去上学。 那时候每星期四在学校有修士给外教儿童讲天主教教理。午饭后有机会能与修士个别谈话，内容中他最深深不忘直到今天的，就是修士叫他每天晚上睡前，要热心唸三遍圣母经。 |
八○年代末期个人电脑逐渐普及，《利氏汉法大字典》在赵仪文神父（Yves Camus）的推动下，工作群将汇集的索引与字汇分为两百个专门学科（太空学、佛教、物理、动物学、哲学、病理学等等）。此时台北利氏学社开始密切与巴黎利氏学社合作。将《利氏辞典》的两百多万张字义资料卡一张一张键入电脑。如此一来，编辑、校对、索引的工作可以借助现代科技之便，充分运用这个丰富电脑数据库。 在十年期间，所有的数据库，不断往返巴黎与台北，一直到该专门学科做到完美无瑕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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