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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起元神父 Mateos Fernando
我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家中排行老五，共有八个兄弟姊妹。
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生病，母亲总是忙碌于家中的各项需要，对于年长的兄姐我实在太小，无法跟他们玩，与年幼的弟妹又差太多。我在沙拉曼卡上公立学校，沙拉曼卡是一座拥有著名大学的西班牙城市；我从老师身上得到很多知识却很少思索，我只是个小伙子，自由如雀，但寂寞。
1935年的一个下午，我的同学邀请我和他参加“Kostkas”，就是一群男生下课后在一座17世纪的教堂廊下聚会，在那边可以游戏、歌唱和祈祷；我发现自发的喜乐、团体的力量和他们的虔诚，他们总是聚集在房间里诵念玫瑰经，我被深深的感动如同发现新世界一样。这些男生是Marian Sodality of Saint Stanislas Kostka的团员，而这团体由一位年轻的耶稣会士带领；很快的我加入他们的团体，喜悦地参加他们的游戏、文化活动、慈善活动和祈祷。
隔年我参加五天为男生的依纳爵避静，地点在一个乡下农场，靠近一条小溪旁的地方；被强烈的灵修及冥想耶稣生活影响了我灵修生命，我渴望跟随祂。过了几个月我找了一位年老的耶稣会士作为我的灵修导师，他告诉我必须对耶稣会有真实的召叫。当时西班牙处于激烈的内战中（1936-1939），极左派者解散耶稣会在国内的各会院，为此有不少教友及神职人员被杀害；右派政府上台后，恢复耶稣会，修院也就陆续重新开门。
1936年父亲过世，1938年三位哥哥参加了战争，但母亲同意我去修道，于是只有18岁的我在1938年9月2日进入耶稣会，将我的名字奉献给耶稣会；感谢天主从那时到今天已经75年了。
1948年我抵达中国，两年内我先后在北京、芜湖、上海学习中文，之后我在上海徐家汇念神学，但1952年5月24日我离开中国转去菲律宾继续我的神学课程。在1953年3月11日我在菲律宾碧瑶主教座堂晋升为司铎，同我一起晋铎的有颜哲泰(Jose Calle, S.J.)、洪国梁(Jose Antonio Micieces, S.J.)及荣国磐(Higinio Arenas, S.J.)、徐国祯(Jose Antonio Sanchez, S.J.)，但后面两位如今是在天堂庆祝他们的六十周年。
在我结束培育之后，我先被派遣到菲律宾奎松市的圣若瑟神学院当老师，教授拉丁文、西班牙文、希腊文，直到1958年。接着我被派遣到台湾台北的耕莘文教院，并在国立台湾大学里教授西班牙文。在我的服务中最有意思的当属1965-1970年在香港罗便臣道上的”China News Analysis”工作，及为”Realidades Chinas”(用西班牙文)当编辑。1970年我返回台北，继续在台大里教授西班牙文和希腊文；并在利氏学舍里工作，搜集整理及编写《1949-1957及1958-1967远东省耶稣会会士历史及背景》，后来我也去了辅大教书；1981-1987年，长达六年的时间我负责编撰”西汉综合辞典”及”西汉综合辞典”；而从1990年起，我开始编写1842-1949在华耶稣会士的历史，直到1998年才大致完成。2000年之后我不再担任教师的工作，但仍继续我的研究工作。
如要从我的生命经验中，找一些好的建议，为你们未来可得些益处：永远信靠主，保持心乐观，生命中每日，必得一事忙！
延伸阅读
洪神父对我的影响实在非常深远，是我信仰扎根的导师，人格成长的推手。 |
苏乐康神父于1927年11月2日出生于西班牙巴斯克，与东方宗徒圣方济各•沙勿略同乡。1943年9月14日加入耶稣会。1945年9月15日宣发初愿。1949年，22岁的苏乐康渴望与利玛窦等耶稣会前辈一样到中国大陆作一名传教士，但由于时局关系，只得辗转先去菲律宾学习中文。1959-1960年卒试。1961年2月2日宣发末愿。 1975-1981年任耶稣会中华省驻菲代表。1985-1991年兼耶稣会总会长的代表，负责修会在港澳和大陆及菲律宾华人教会牧灵工作。1991-2004年任耶稣会中国办公室主任，负责香港及菲律宾的事务。2004-2005年任耶稣会中国秘书处秘书。2005-2012年任光启校友会负责人，兼任中国使徒工作推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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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主教1916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天主教家庭，少年父母双亡，他进入徐汇公学，发愿当神父，随即进入修道院学习。 由于深受耶稣会灵修精神和耶稣会生活所吸引，1938年进入耶稣会开始进行，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前几个月，主教与几位修生同赴河北献县耶稣会办的哲学院学习哲学，亲身体验华北农村生活的艰苦，人民流离失所，对中国修女任劳任怨的奉献，充满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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