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样一个大学生的情况对于那些在学院工作的人可能很熟悉：一个来自”好天主教家庭”的年轻学生，来到一个天主教大学来准备自己，为了以后回到家乡得到一个好位置。他足够聪明，有个性，相貌也好，擅长体育。但是对于教会的事情，他”不激进”，回避那些祈祷特别多或者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服务的学生。学习，当然对于他不必很担心，所以用很多的时间参加游戏交朋友，各种聚会中处处都会看到他的身影，而埋于书本的时间则少而又少。对于他写给家里的信我们也不必惊奇： “谢谢你们的定期汇款。如果可以的话请多寄来一些。不，我并不像你们从那些最近见过我的人们那里听到的生活不够负责任”。有时现款拮据也可能是因为一次赌博，或者是为了什么虚荣，但是无论如何他仍然还只是一个大的少年儿童或者年轻的成年人，努力在一个充满新主义的世界上寻找自己的身份。然而通过这个过程，可能达到成功的未来，也可能堕入愚蠢的不幸，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好朋友或者坏朋友的影响。

在教会和耶稣会庆祝圣依纳爵 、 罗耀拉、圣方济各 、 沙勿略及真福伯多禄、法伯尔的周年时，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看一看他们相遇的历史，以及他们如何成为好朋友。如果你在我们上面的描述中没有发现圣方济各沙勿略的影子，那么你一定想要读一读乔治 、 舒哈默（ Georg Schurhammer ， SJ ）所写的方济各沙勿略传的第一卷（由约瑟夫 、 考斯特罗 Joseph Costelloe ， SJ ，翻译，罗马， 1973 ）。在成为印度宗徒和传教士保护圣人之前，他需要超越自己的虚荣及寻找自己特殊的使命，而这是在一小群朋友的帮助下完成的，这些朋友称他们自己是”主内的朋友”。

如果沙勿略的学校生活与今天的现代大学生生活有什么共鸣回响，那么巴黎大学和它的挑战对于今天大学里的工作人员更加不应该生疏。 1530 年在巴黎大学发现教授们由于教学课程的彻底改变而截然分成各种派别。中世纪晚期的学院派教学方法受到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新学”的挑战，可是老的权威一点也不喜欢它。然而，在这个战斗的下面，是另一个更加激烈的战斗，那是在教会改革的性质及神学界”保护正统”之间的战斗。秘密聚会和施压审问带来谴责和解雇免职。所以不必惊奇当地主教反对任命大学神学系的教授做教区的讲道人。

像沙勿略这样的学生可以很轻易的忽视许多这种冲突，即使他们自己也已经是学生兼老师。更为让沙勿略害怕的倒是另外一件事情，一种新的疾病，被称为梅毒。那时是不治之症，常常导致死亡，是最近从美洲人那里传来的，在一些拉丁区的自由学生中间泛滥。我们知道沙勿略喜欢在城外过夜，但是现在不得不控制自己，这不是出于什么伦理良知，而是对于这种使人虚弱并且可能致死的疾病的巨大恐惧。

选择朋友和教授也可能带来决定性的结果。不到一年之后，尼古拉 、 斯考颇（ NicholasCop ），大学的校长，逃离这个国家，事实上巴黎开始宣传发动一场反对圣体圣事和罗马教会的运动。这一类的宣传画，当时如此称叫，在 1534 年 10 月再一次在大学和城市里掀起恐怖，正统派的反对者们已经成功地将一张宣传画贴在国王卧室的门上！国王佛朗基一世指定一个公开的游行以为了人们对圣体的冒犯赔补赎罪，同时皇家权威开始采取更大的压力，甚至在马贝广场（ Place Maubert ）烧死许多可疑分子来表明立场。

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应当理解在依纳爵罗耀拉和他在巴黎的朋友们之间逐渐成长发展的那种友谊的重要性。当然了，他和他的伙伴们明白学习及生活在这种混乱骚动中的危险性。友谊，在这种环境中也可能变得很困难，很难付出互相的信任。我们从杰罗梅 、 纳达（ Jerome Nadal ），一个靠近这个小团体，但是开始的时候拒绝他们的同伴那里知道，他们被怀疑所包围并被诬蔑为异端。纳达开始的时候很回避他们，因为他相信他们会像”闪光”一样消失。事实上，依纳爵曾经在西班牙受审并且被监，他的灵修训练后来也在巴黎受到审查，比如 1537 年。依纳爵不是个异端分子，但是被要求将他的新团体以一个普通平常的计画，并不低于一个惹争议的”帮助灵魂”的目标来为教会服务。当沙勿略有足够的意愿为了借款到依纳爵这里来时，同时却一直回避灵修对话和仁爱实践。另外，他有着未来回家以后的计画。然而，是什么使沙勿略对依纳爵的友谊升温了呢，当其他人选择离开的时候？

沙勿略最早熟悉的不是依纳爵，而是自己的导师法伯尔。年轻的沙沃亚牧人法伯尔的亲切温和而礼貌客气，不会像苦行主义巴斯克的依纳爵威胁到沙勿略。但是通过法伯尔，沙勿略得以向依纳爵请求他在巴黎开始寄居生活的财经上的帮助。一个巴黎的年轻教师的消费是很高的，沙勿略的家庭在随后的几年里一直不能足够的支持他的需求。依纳爵为帮助沙勿略很留心给他推荐学生，以增加他的收入。这种财经上的帮助使依纳爵赢得了与沙勿略至少是浅淡的精神性的对话。人道主义教授在皇家的支持和保护下已经进入大学，很容易引起沙勿略的注意，但是他们多是属于路德改革圈。（若望 、 加尔文，他从奥尔良 Orleans 来到巴黎学习人道主义学说，曾经受到考坡 Cop 著名演讲的影响。他也在 1533 能逃离了巴黎）。依纳爵一定知道并且与沙勿略谈过这些学术课题，因为他针对选课课程问题曾经劝导过另外一个同伴尼考拉斯 、 博巴迪拉（ Nicolas Bobadilla ）。当时曾经流传这样的说法 Qui graecizabant, Lutherizabant ( 谁学习希腊语会成为路德派）。由于这个警告而导致了很深的讨论，或许可能还在沙勿略心中引起了关于自己未来的计画与对于确信自己永生不死的灵魂的健康之间的对抗。

随着朋友团体的扩大（现在是 7 个人），也开始组织一些共同的活动。在学习上，他们听从依纳爵的建议，注意神学课程，选择圣雅各学院比较传统的多明我会教授。那时他们不是都住在一起，但是经常在这个同伴或者那个同伴的房间举行灵修聚会或者祈祷。他们每周一次在星期天去郊外的卡修沙 Carthusian 散步，为了参与弥散、办告解及领圣体。最后还有更加特殊的，那是灵修训练，长达一周的静默训练是由依纳爵发展起来的，目的是加强内心的皈依，帮助明智正确的选择。由于从事教师工作，沙勿略一直没有能力做完整的灵修训练直到他正式加入团体及 1534 年 8 月与他们一起发了誓愿之后。

当他们结束了学习，沙勿略和其他几个同伴去了威尼斯，在那里他们与一年前离开巴黎前往西班牙的依纳爵相会。他们在威尼斯的时间是为未来的修会具体准备的时期。通过在医院里为穷人的服务，教儿童教理，他们自己也学会了一种新的做神父及在教会内服务的方式。沙勿略在这里再一次遇到严重的梅毒。这一次，他是在医院里照顾那些在这种不治之症下垂死的人。是在这里，他终于克服了自己对于疾病和死亡的恐惧，鼓励了他对于后来传教使命的选择。

所以他们的”主内的友谊”开始建基在共同的学习、祈祷和服务穷人的经验上。当这些伙伴们终于在 1539 年封斋期来到罗马，决定正式成为一个宗教团体的时候，很明显这种友谊已经发展成为更强大更深厚的教会历史中的一部分。不过他们在为自己共同的未来祈祷的同时，也照顾一些从外地来到罗马，当时因特别寒冷的冬天而受到伤害的女性。

在这个朋友团体转化为宗教修会之前，沙勿略却要离开他们，不过是被派往使徒行程，将他从罗马、葡萄牙带到莫桑比克，印度，印尼，日本，最后甚至到达中国的海岸。十年之久，从 1542 到 1552 他跨越大洋和亚洲南部的大陆，讲道，施洗，带给他们宗教信仰。撇开不谈他个人对于自己工作的效果的怀疑，事实上他激发了一代又一代的传教士踏上征程。是他坚持不懈的对于新遇到的人们的福传将他带到了中国的海岸，在那里他抱憾而亡。他死了，远离朋友和故乡，他的一切努力似乎都失败了，但是谁能说友谊受距离阻隔呢。他们在巴黎、威尼斯和罗马的友谊，曾经使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所改变。沙勿略在他的传教使命中随身带了他另外 9 个同伴的照片，将他们贴在自己的心前。但是这种友谊已经改变了那颗心。而且正如同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被沙勿略带到东方，同样他也留在依纳爵和法伯尔身在罗马的心中，留在叶依（ Jay ）身在德国的心中，留在罗德里格斯（ Rodrigues ）身在葡萄牙的心中，以及萨梅罗（ Salmeron ），博巴迪拉（ Bobadilla ）身在纳颇里和西西里的心中。他们的友谊曾经养育、鼓励了沙勿略前往印度，没有任何事情和距离可以阻隔他们的友谊。这在他所有朋友们的信件中都有证明。

许多人阅读沙勿略的时候，可能会对他得出一个冒险、渴望远游的人的印象，而事实上他对于友谊的看法，他对于什么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成分的慎重估价，以及他得益于那种”放弃一切”的友谊而被解放的能力，这一切都使他与我们这个世界很接近，也很容易被现代人所接受。沙勿略来到巴黎大学的时候是 19 岁，他遇到依纳爵的时候是 23 岁，与今天的大学生年龄相似。他与他的同伴们一起在大学经验里学到的是信任天主，信任其他人，在互相的服务中对他人负责任，给与他人鼓励。

这也是耶稣会学校至今保留的培养人的方法和目标。通过在友谊中的互相支持和发展提高，以帮助学生们成长在上主对他们的要求中。沙勿略恰恰是为我们今天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历史典范。
（ Mark A Lewis 作，原文英文，选自 America ， 12 月， 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