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六岁入学，遇上了一位优秀的小学老师，我们那一带各校每遇学艺竞赛，母校总能拔得头筹。这老师对我们悉心照顾，然他是位坚定的无神论者。他常说：“你们切勿听信家里人所说的那套，那都是旧时代的迷信，如今已经是科学时代。”我因而便去问了父亲：

　　“到底有没有天主？”

　　“当然有啦，”父亲答道，“傻小子，没有天主，哪会有你？”

　　“可是我们老师说现在是科学时代，科学告诉我们：只有进化论才是真的，压根儿就没有天主。”

　　当时我才六岁，最佩服两个人，一位是我当市长的父亲，另一位则是我的小学老师。这两人一个说：“当然有天主”，另一个则说：“当然没有”，这事对我造成了莫大的困扰，不知该相信谁？然而，我到底还是觉得父亲比较伟大。不过话说回来，如果父亲说得没错，那老师也是个饱读诗书的好人，他看过的书汗牛充栋，怎么还会看不清真理？

也因为如此，我在六岁的时候，心中便有个不可告人的秘密，那便是：助人填饱肚子尽管称得上是桩好事，可是并非顶重要；若能助人看清真有天主存在，这比给人饭吃更为重要。

六岁那年，我决定长大之后要助人看清这事，看清我们人生的意义，明白我们的生命皆是上主的恩赐。这对我来说，就是很重大的课题。待年岁稍长，我试着去了解为何有人笃信天主，而有人则说什么也不信。我也尽量去了解人家为何不接受此一信仰，我对外教人士的看法极为留意，而后我更勤于钻研哲学，了解不同的思潮观念。我对研究尼采（Nietszche）、沙特（Sartre）等否认信仰之人最感兴趣。我自幼便决定日后一定要当神父，然而此事是我内心的一个秘密，从未同任何人透露。说来奇怪，自六岁以来，我这决定从未动摇。

　　明辨圣召，往赴中国

　　向来，我感到我有着双重圣召。

我基本的圣召，即是身为耶稣会士之圣召。诚然，圣依纳爵精神确实深得我心。我于耶稣会中学受教七年，亦有耶稣会神父作我神师。圣依纳爵曾明白指出：耶稣会士并无固定工作，世世代代都得自行慎思明辨，观清天主旨意，明了天主对我个人之计划为何，并力促该计划之彻底实现。圣依纳爵之灵修精神，实可谓开放至极。耶稣会士并无固定衣着，且无固定工作。圣依纳爵要人慎思明辨，此一作法颇为实际，人人皆应扪心自问：我于自身生活当中，应当做出何种决定。我按著圣依纳爵的神操作了明辨的工夫，发现了“前往中国”即是我的第二个圣召。

读哲学三年级的时候，新院长甫到任，针对我前往中国的圣召，他表示反对。

“你加入耶稣会就是个圣召，然‘去中国’算不上是一个圣召。”院长说。

我于是开始了跟院长的辩论。我说：

“若我身留法国，作个圣方济各会修士也好，当个耶稣会修士也罢，具体生活上并无甚差别。然而对我而言，身留法国、身赴中国，这当中可有着天壤之别。”

“你想前去中国，只恐怕你并无此一圣召！”院长对我质疑。

“你自己没有，并不表示我没有。”我回答。

院长留意到我热爱自由，并觉得我骨子里欠缺耶稣会之服从精神。于是院长试着同我的省会长玛塞‧彼德（>Marcel Bith, 1883-1963）神父照会，并说：“你若不许他远赴中国，则他肯定离开耶稣会。”然而省会长

知我甚深，吃定了我对耶稣会之圣召不致于动摇，心中早有盘算。哲学院毕业前两个月，院长果然满心欢喜，
特地前来告知我：

“雷焕章，你中国去不成了，去的是其他两位修士。一位是顾从义修士，另一位是吴德明修士（Yves Hervouet, 1921-1999），你呢，连沾上边都没。你将到一个学校去管理宿舍。”

“好，我是个耶稣会士，耶稣会遣我去哪，我便到哪去。但是，这不过是个人为的安排。我这辈子必去中国，这是天主给我的圣召，这是我在耶稣会圣召之内的圣召。我告诉你，中国我早晚一定去的，因为这是天主

的旨意！你根本不是天主，你只不过是个人罢了！你阻挡不了我的！”

院长听毕气得半死。

不久，上海耶稣会的头头跟巴黎省会长捎了封信，信中提及：“我们慇切盼望您能派遣修士前来，起码三位。”结果，省会长终究还是将我遣去了中国。

对我个人而言，前往中国并非为著传教，因为牧灵工作我留在法国便有得做。我去中国，是因为我要学习中国人看待人生、世界的眼光，并运用中国人的方式来彰显基督之精神。早先我便意识到中西文化间存有些许差异，因而待人接物之方式亦有所不同。我来中国便是要四处见习，学习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学习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最后，还要用中国人的眼睛来观看基督，并以中国人的特有方式来表现基督之精神。后来，我结交了许多中国朋友。迄今我仍向中国人努力学习。

我在台湾多年，常于震旦中心为大学生举办“心路历程分享”活动，让学生自由分享自幼对家庭之感受 此类活动，共计举办不下数百次。如今我对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已经非常了解，并且个人诸多体验亦与中国人益形贴近。有些西方神父满口中文，尽管唱来字正腔圆，然在内心深处，仍是百分之百的洋人一个。大凡与中国人相交，首重感情。而也唯有由此处着力，方能同中国朋友打成一片。

本书由梅谦立、黄雄铭编著，光启文化事业于2002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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