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天纲
雷焕章（Jean Almire Robert Lefeuvre,1922－2010）神父是法国人，出生在西南城市勒芒（LeMans）附近的小城高定（Chemire le Gaodin），父亲还是当地的市长。在勒芒，雷焕章上了耶稣会的中学，毕业以后就加入了耶稣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军作战，被俘后关进德军的集中营，九死一生。1946年，在蒙彼利埃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立志来中国。后来，他经常说：”前往中国并非为著传教，因为牧灵工作我留在法国便有得做。我去中国，是因为我要学习中国人看待人生、世界的眼光……。”雷神父久住中国，稍稍及老，人称”雷公”，他就扮个脸，笑笑。
不传教的法国神父，热衷中国文化，和本地人打成一片，即使到”二战”以后的新时代，哪怕是有着利玛窦宽容传统的耶稣会，对于如此”跨文化”而来的”学问僧”，大约也是”蛮吃酸”的，难以招架。1947年10月，雷焕章到了上海。在徐家汇修院，他们几个”新潮”年轻人被法籍老神父视为另类，受到了冷遇。此后，他们去了北平修院。在那里，设法进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插班念三年级。同班听课的有王太庆（研究柏拉图）、陈修斋（研究莱布尼兹）。还有一位铁杆哥们，镇江人谢邦定，中共地下党员，任第一届全国学联主席。他们的老师，则是著名的康得哲学专家，后来当过北大哲学系主任的郑昕教授。在北大，终于”与年纪相仿之中国人为友”，看雷焕章多么渴望进入中国的学术界。
倘若历史并不中断，雷焕章会和北大哲学系1950届的同学一起毕业。北大多才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希望成为新一代的哲学家。中国文化在百年激荡中更新，思想激进而混乱，宏阔而贫乏，急需一大批哲学家厘定乾坤。按雷焕章的回忆，他们班上一共30个同学，除了五六个跟国民党之外，其他要么是中共，要么是亲共。”原因无他，只因他们深感高官腐败，国家紊乱，殷盼新政府出现。”正是在这种氛围之下，大部分同学毕业后都”参加革命”，像谢邦定那样。像王太庆、陈修斋等留在学术界，支撑北大、武大哲学系的，只寥寥几个。武汉大学哲学系的段德智教授，曾经亲口告知，说陈修斋先生在北大和欧洲人切磋莱布尼兹。”欧洲人”，当即雷焕章等人。
1949年到1952年，雷焕章离开北京，在上海的徐家汇耶稣会总部又住了三年。在上海，他换了一种方式亲近中国文化–和本地年轻修士交朋友。上世纪40年代，上海天主教会培养出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张伯达、朱洪声、朱树德、金鲁贤，他们家境富裕，眼界宽阔，学术素养好，且志向远大。徐家汇的语言，除了法语，就是上海话。雷焕章刚刚在北大学了普通话，又努力练习上海话，他说：”上海籍中国修士对我极好，然跟他们相处，可得讲上海话，普通话是行不通的。我上海话一旦说到了辞穷处，便赶紧以法文接济救急。”世界上大约只有利玛窦这一派的传教士，才真正懂得方言的厉害。这一派人主张：若要了解对方的文化，先要学习对方的语言和文字，就如同进入一主权国，先要取得护照和签证那样。雷焕章先学普通话，后学上海话，再到台湾学习闽南话，研究甲骨文，都是循着这条”方言”路径，进入了丰富多样的中华文化。
雷焕章的上海话之道地，台北有名。2002年夏天，在台湾大学开会，古伟瀛教授领着去看雷焕章，说是要让神父有个温习上海话的机会。雷公对上海很怀念，晚年动情地说：”在上海的那段日子，中国神父助我明白了中国人许多根深蒂固的观念。认识这批年轻的中国神父，对我影响极巨。相较之下，沪地那批法籍高龄神父对我反倒显得可有可无。我与年轻的中国神父同窗剪烛，凡计三年，诚为三生有幸。”不久，形势变幻，雷焕章依依不舍地离开上海。在菲律宾流落数年后，于1955年到台湾，在台中编辑《利氏汉法大字典》，又一次浸淫在中国文化的体肤之内。
难以置信的是，雷焕章在42岁的时候，方才发愿学习甲骨文。1964年，为了编辑《利氏汉法大字典》，雷神父听从老朋友顾从义（Claude Larre,1919－2001）的意见，承担汉语古文字的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学习甲骨金文很少半路出家的，收集、誊录、释读、记忆，会耗费大量时间，非年轻从事，难以建功。复旦历史系有胡厚宣先生留下的甲骨学，我们一群人也曾跟着吴浩坤老师摆弄过一阵子，刚刚知道这门学问的艰深，便知趣地逃走了。没有”童子功”，雷焕章也弄甲骨文，但他居然能弄得像模像样。自1971年起，雷公全身心投入了古文字学。他住在台北市杭州南路”震旦中心”，杜门谢客，寒窗苦读，潜心研究。雷焕章的路径，主要是摸索甲骨文、金文在商、西周、东周时期的不同用法，”力辨各代间之异同，务求收摄提纲挈领之功。”雷神父的甲骨学，学不在功力之积累，而在方法之正确。他说：”我个人以为，真欲研究甲骨文，凭借记忆固然重要，研究之方法论更是不可或缺。”摸准了方法，不妨八十学吹打。雷神父把”方法论”引入甲骨学，他的治学经验，对”中年变法”的学者，是个鼓舞。
雷焕章另辟蹊径，发挥所长，编辑了《法国所藏甲骨录》《德、瑞、荷、比所藏的一些甲骨录》和《甲骨文集书林》，对甲骨学确有独到之贡献。三书所收的甲骨，虽不如大陆各处所藏总集那么浩繁，但拾遗补缺，颇有可观。凭借这些成果，”文革”过后，雷焕章和北京、上海的甲骨金文学者，如夏鼐、胡厚宣、马承源、李学勤、裘锡圭等教授都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研究中国古文字的学者，老外并不多，雷公一副外洋人样子，经常出现在祖国大陆和台、港，以及美欧诸国，让这门学问看起来中外熙洽，兴味盎然。
不懂甲骨学，无法对雷焕章的古文字学做一个行内的评价。不过，读到雷公对于几个重要甲骨文字的解释，倒是也有启发。比如，对”帝”字字形的分析，雷公不同意郭沫若的说法。郭说”帝”是一朵鲜花，象征生命的来源。他则认为：”‘帝’字极可能象征著龙头，因字顶端‘▽’部分，正代表着宏伟事物之首。””帝”字的原型，含义近”龙”，和”凤”相对。甲骨文”凤”字的顶端，也有一个”▽”作冠首。雷公认为：”帝”字的用法，后来有了改变，他同意裘锡圭教授的观点，”帝”与”父”通。在商朝人的祭祀中，”‘帝’的概念已极为清楚，亦即它是天上的父，是万有生命之源，且是整个宇宙之主”。这个说法，虽然带有耶稣会利玛窦”上帝论”的痕迹，但实在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后半生研究汉文字，对于”中文的未来”自然很是关切。中文之美，如同法文之美，千万不能湮没，这是雷公晚年的内心牵挂。他说：”中国人自应保存自身文化特色……我个人则希望不要去除汉字，最好对其加以妥善保存，因中国文化早已同汉字难分难舍。为了整个中国文化之长存不辍，汉字自应保存。”求”进步”，谋”发展”的中国人，曾经拿自己的文字来开刀，把各处的方言作牺牲，这样的历史，实在是个教训。雷焕章的忠告，我们应该听一听。
前几次我到台北，路过敦化南路一段的”利氏学社”，都会去雷公的办公室张望一下，和他这位”老上海”随便说上几句上海话。这一次来台北，雷公参与创办的台北利氏学社迁到了辛亥路一段的耕莘文教院大楼，他自己却在2010年9月去世了。在上海，收到过雷公去世的E-Mail讣告，心里存念，要祭奠一下。这次在利氏学社里，看到的只是雷公留下的藏书，还有大功告成的《利氏汉法大字典》，面对遗物，惟有默祷。88岁的”米寿”之年，逝在台北，葬在彰化静山墓园，魂属中华。边上人说，雷神父生前做梦，说的是中文。在天堂里，应该也是和他的中国朋友们一起，说著中文–上海话、普通话、闽南话，或许还比划著那一方方–甲骨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