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阿根廷的耶稣会士，于1969年被祝圣，豪尔赫•马里奥•伯格里奥发现自己身在这些动荡当中。

1970年代在阿根廷爆发的“肮脏战争”，超越国家的暴力也威胁到许多神父，特别是耶稣会士- 甚至当政权增选多位圣统中人。伯格里奥在36岁时，受命为阿根廷耶稣会的长上，被推入即使是最有经验的领导人都饱受试炼的内外混乱情况。

“我不得不处理困难的情况，而我都是突然、自己决定事情。”方济各去年说，承认他“做决定的威权和快速方式让我有严重的问题，并被指责是极端保守。”

伯格里奥完全接受耶稣会捍卫穷人的激进转向，虽然他被视为解放神学的敌人。批评者贴他标签﹐称他是阿根廷军政府的合作者，即使传记显示，他工作认真、审慎，以挽救许多人的生命。
这些都没有结束耶稣会内反对伯格里奥的勾心斗角，而在1990年代初，他实质上是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被流放到一个边远的城市。

但是在经典的耶稣会的传统，伯格里奥顺应了修会的要求，并设法在这一切中找到天主的旨意。矛盾的是，他来自耶稣会的虚拟疏离，鼓励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枢机主教Antonio Quarracino于1992年任命伯格里奥担任助理主教。“也许一个坏耶稣会士可以当一个好主教”当时一位阿根廷耶稣会士说。

1998年伯格里奥继位Quarracino为总主教。2001年，若望保禄任命伯格里奥为枢机，是枢机团120位枢机中仅有的两位耶稣会士之一。

他在圣统中的爬升，却好像在巩固他在耶稣会中对手对他的怀疑。

因此当伯格里奥在2013年3月被选为教宗，你几乎可以听到全世界的耶稣会团体集体发出的嘘声。

“事实是他在内部已经有点被耶稣会拒绝，若非如此，他可能不会成为主教。”温贝托•米格尔•亚涅斯神父表示。他跟方济各一样是阿根廷耶稣会士，负责罗马格里高利大学的道德神学系 – 这所耶稣会学校有时也被称为“教宗的哈佛”。

而如果伯格里奥没被选任主教，他不会变成枢机，最终，成为教宗，因为传统上枢机团从同阶级中选择圣伯多禄的继承人。

亚涅斯引用了圣经著名的经句打趣说：“匠人弃而不用的废石，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

当然现在，方济是“弟兄中的弟兄”，正如现任耶稣会总会长倪胜民神父所说。

“我的印象是，他借着每天的讲道和教理，好像在和整个教会作一种依纳爵式的避静。”澳洲籍枢机主教最近说。

方济各知道教会有些角落依然对耶稣会十分不满，特别是在梵蒂冈，但他并没有因此改变他的风格。他规避了常用的礼节，推崇一位依纳爵最初的同伴，彼得•法伯尔。方济各曾称赞他“与所有的人对话，即使是在最偏远的人，甚至是与他的对手。”

他生活简朴，拒绝了传统教宗的寓所，住进梵谛冈客房里的一个小团体。他也强力鼓吹，其他神职人员，尤其位居高阶者，应该回避他们职权的福利和特权。

耶稣会对方济各的影响延伸至他治理的模式。他当教宗的首要行动之一是，任命来自全世界的八位枢机主教组成咨议会 – 他们没人出自功能失调的罗马教廷 – 像个厨房内阁，很像耶稣会长上们工作的方式。他也使用了类似的模式处理具体的任务，如整顿梵蒂冈的财政。

这是一种分辨 – 行动之前先聆听并默想 – 是依纳爵灵修的一项基本德行，也是方济各致力“改造”教宗权及整个教会的核心。

但这也意味着，很难精准地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方济各曾一再赞扬耶稣会士“神圣狡猾”的特色 – 即基督徒应该如耶稣所说“明智如蛇，但纯朴如鸽”。但教宗的开放也是他耶稣会培育和发展的标记，意思是说，连他都无法肯定，圣神要领我们前往何处。

“我承认，因为我的性格，通常我想到的第一个答案都是错的。”方济各在2010年一次访谈中说。

“我并不知道所有的答案。我甚至没有所有的问题。我一直想到新的问题，而新的问题不断冒出来。”

作者／David Gib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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