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与儒学”，应从两方面来谈，第一、儒学对利玛窦神父的影响。第二、利玛窦神父对儒学的贡献。但不论从那一方面谈“利玛窦与儒学”的问题，我们须先了解一下儒学大概的含义。

儒家包括的范围很广，不单经学和理学是儒学，而且我国的文史和政论也脱不开儒学。因为自西汉以来，儒家思想便成为我国人文思想的主流。这不仅是汉武帝采用董仲舒对策“尊崇儒家，罢黜百家”的结果，而且也是儒家思想平实的效用所致。儒家讲天道、人道，都很平实近情，没有老庄和墨家的陡险性。因此，老庄和墨家虽然在讲天道的时候，有比儒家突出的地方，但终究因其思想偏倚，不易为大众所接受。

大致说来，儒学重点可归纳如下：一、敬畏天命。二、孝悌忠信。三、仁义忠恕。四、仁政王道。明了儒学的思想概况后，我们再谈利玛窦神父与儒学的关系。

壹、儒学对利玛窦神父的影响

利玛窦神父受儒学的影响不是偶然的事。首先是他研读四书五经，熟悉了儒家思想的精华，认为儒家的敬畏天命，孝悌忠信等思想，近乎基督的福音道理，值得传播福音的人采纳。

不过，利玛窦神父为什么想起研读四书五经呢？

有人说是受了瞿太素的影响。瞿太素是位儒者，是利玛窦神父定居广东肇庆时的中国朋友；二人友谊深笃，瞿氏向利神父学西洋历算，利神父则向瞿氏学习中国经书。而且利玛窦、罗明坚等初入中国时，是以僧人自称，身穿袈裟，因交结儒者瞿太素，才听其劝导，改著儒衣儒冠，因为当时的僧人不为知识份子及上层社会所重视。

瞿太素影响利玛窦神父的地方的确不少，盖因瞿氏的缘故，利玛窦神父也打入了读书人的圈内，能与儒者往来。

只是瞿太素之影响，是在利玛窦神父进入中国之后，早在澳门时，利玛窦已与罗明坚开始了研读中国经书的工作。先有圣方济，沙勿略的启发，后有范礼安神父的督导，使利玛窦和罗明坚已深知，欲在中国传基督福音，必须熟悉中国文化和思想。

圣方济，沙勿略给欧洲耶稣会士报告远东传教的情形中，有一般论及中国说：

“中国是一个疆域广大，国势强盛的国家。中国境内没有战争。据曾经到过中国的葡人记载：中国是正义之邦，一切讲公义公道，甚至超过信仰基督的国家。迄今我在今日本并其他地方所见到的中国人，在智慧方面得天独厚，远远超过日本之之上。”（张奉箴神父著福音流传中国史略，卷二，上编，第五四三页）

圣人给圣依纳爵写信说：

“中国和日本所用的文字相同，日本人认识中国字的，能够阅读中国经书，但是不能用中国话交谈。日本大学中教授中国经书。那些懂中国经书的僧侣，被视为有学问的人。”（同前，第五四四页）

圣方济，沙勿略一再给耶稣会方面报告中国优越的情形，目的在使会中注意中国传教的事，中国如果接受了基督的福音，日本自然也会跟进；因为当时日本尊中国为上国，“日本的各宗教派别皆来自中国。”

圣方济‧沙勿略逝世不久，范礼安神父由葡国东来，驻留在澳门。他听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报告，认为传教士欲进入中国内地传福音，先该学好中国语言、文字、以及礼俗。“那些懂得中国经书的僧侣，被视为有学问的人”，很受人尊敬。于是他给会士写信，要求派一些杰出的青年传教士，来澳门学习中国事理。罗明坚首先到达，其后是利玛窦，范礼安神父离澳门时，给怹们留下亲笔信，嘱咐他们务必学好中国语言和文字，不但能说中国话，能读中国书，而且还要能写中国字。（同前，第六O三页）

这才是利玛窦研习四书五经的起因，学习中国书法的来由。即使不在肇庆结交瞿太素，他也要研读中国经书的。

利玛窦神父研读四书五经，又将四书译为拉丁文，其思想自然受到儒家的影响。所以他以“天”、“上帝”，和天主通用。“天主实义”是他在儒家影响下的杰作。天主实义引，一开头就是儒家的口吻，他说：

“奔驰庸理，惟竟于一。故贤圣劝臣以忠。忠也者，无二之谓也。五伦甲乎君，君臣为三纲之首。夫正义之士，此明此行。在古昔，值世之乱，羣雄分争，真主未决。怀义者，莫不深察正统所在焉，则奉身殉之，罔或与易也。邦国有主，天地独无主乎？国统于一，天地有二主乎？故乾坤之原，造化之宗，君子不可不识而仰思焉。”

利玛窦神父的这些话，全出自儒家“修齐治平”、“惟精惟一”的思想。接着他又话：

“窦也从幼出乡，广游天下，视此厉毒，无陬不及，意中国尧舜之氓，周公仲尼之徒，天理天学，必不能移而染焉。而亦间有不免者，窃欲为之一证。复惟遐方孤旅，言语文字，与中华异，口手不能开动，矧材质卤莾，恐欲昭而弥瞑之。……愿观实义者，勿以文微而微，天主之义也。若乎天主，天地莫载，小篇孰载之？”

从以上利玛窦神父自己的话中，可以看出他深具中国儒者的文笔。

作者／成世光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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