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隨天主的帶領

身為一個耶穌會士超過60 年的此時, 希望我能被聯想成一名教師、大公主義者及環境保護論者。1967 到2010 年的43 年時間,我在九龍的華仁書院,擔任中三的英文老師;大公主義的工作內容是1965 到2010 年在香港促進基督徒的合一;而環境保護部份,我從1968年開始投入,直到2000 年,關注一些事件及協助團體工作,1971年七月,我被以香港非營利組織的身份去派遣去瑞典斯德哥爾摩,出席聯合國有關人類環境的研討會。

我記得1937 年在大馬士革,我從房間窗戶看出去,一個美麗的破曉在我眼前,當時是個小男孩的我,馬上感謝那在我四周的所有美善,天主我們的父,在耶穌基督內讓我擁有祂養子的身份,他造了美好的世界來引導我去認識祂、愛慕祂、侍奉祂,以及將來死後在永生中與祂同在。我唯一的妹妹1938 年出生在大馬士革,那時我的父親加入英國空軍,在耶路撒冷幫助他們買賣汽車及照顧維修;後來父親在開羅去世,我們回到愛爾蘭,父親的朋友準備了一個地方給我們居住,而姑母的朋友幫助我們家買下那個房子,讓我們在愛爾蘭可以好好生活。

說起來有些奇怪,當時我們在耶路撒冷的家,變成教會領袖見面的場所;距離我們家五分鐘路程之處,有一個希臘正教的修道院,Padre Victor在每月最後一個星期四的下午,帶來一籃他的農產品,回去時他則拿到一個很厚的信封;一位愛爾蘭的方濟會士,每一個星期三下午都會來喝茶,他在熙雍山的聖母小學教天主教教理,那裡很靠近我們住的地方,也是我妹妹念小學的地方;我的姑爹是父親的親近友人,他們熟識是因為我們住在希臘殖民地,卻被當成英國人。

我的母親不喜歡我和阿拉伯小孩玩,所以她安排我去念在貝魯特的美國學校,因為班級很小,每班只有三到六名學生,我們都受到很好的教育;我很感激他們。我清楚記得從1943 到 1947 年我在貝魯特學校裡的情形,那是一所美國學校,從三年級到十二年級大概有一百位學生,大部分的學生是基督徒傳教士及在美國學校裡教書的老師子女,我們都相處得很融洽。當我來到香港時,注意到教會學校的老師和學生,更特別地,華仁的師生中,英國國教、路德教派、浸信會及長老教會的信友都有,我真正開心地和他們打成一片,開啟新的方式去建立一個符合自由及正義的團體。

如今,我已經當了六十年的耶穌會士,1951 年我在都伯林加入耶穌會愛爾蘭省;我的理想是跟隨方濟各沙勿略及利瑪竇,所以我在1960 年被派遣到香港,那時我仍屬於愛爾蘭省;到了1991 年,中華省作了些組織變動,香港歸入中華省,為了更好好地使用我們的資源去傳佈福音,及擴展我們的服務,到更多地方。然而事實上,我在香港的生活只有極少的改變。現在香港的新血並不多,會士人數沒有增加,年齡也偏老化,但願我們慶祝耶穌會的復興之際,也在更新我們耶穌會的精神。

我們奉獻生活的實踐,應該是運用我們的歷史,不斷地更新我們的生活。我們的傳統及歷史一定會幫助我們,伴隨著天主神聖的愛火;教宗方濟各的獻身生活信函的內容,也會幫助我們,如同基督告訴我們一樣地去愛,同時在真實的基督徒見證中成長。最近,我收到一本35 頁的彩色小冊子,這是由教宗方濟各所寫,主題是有關奉獻生活,雖然它不是特別針對耶穌會士,但我們都感到很熟悉;按我的例子,有許多方法能幫助自己過更新的基督徒生活。天主教奉獻的生活有許多廣泛及不同的形式;方濟會士、道明會士及加爾默羅修會會士,都對跟隨基督有不同型式的表達;也有一些著名的朝聖地:聖地、露德、法蒂瑪、及許多其他較小型的朝聖地,有些基督徒不樂意帶著聖像圖片或態像,但那些真的有幫助提醒基督徒的熱心。教宗的信函給了一個新的方向,它大部分使用聖經的經文,多次提到建立夥伴關係及深刻地分享個人的經驗。這些為福傳的發展是很珍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