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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李禮君

《人籟》論辨月刊 2009年12月號  

攝影&圖片提供/廖學藝、利氏學社

當一粒麥子落地,它並不確定自己未來能否結成纍纍的麥穗。
但它必須先勇敢地死去,以換取一次生根、發芽的機會。

初至台灣,如入敵境

150前的1859年,當郭德剛(Fernando Sainz)和洪保律(Angel Bofurull)兩位道明會神父由打狗港上岸時,他們並不知道,這座海島上的光景,和兩百年前他們的前輩所經歷的有多大的不同。當時在台灣,械鬥事件有如家常便飯,官員只知貪污不思治理,人們在恐懼中但求自保,謠言與暴力有如雙生的惡魔,時時威脅著傳教士與教友們。1863年,就在他們歡喜慶祝第一座聖堂──前金天主堂落成的幾個月後,郭神父便遭盜匪搶劫;隔年,另一處溝仔墘教堂被嚴重破壞,傳教員險遭殺害……

翻開台灣天主教傳教史,在它曾經擁有的輝煌成果背後,處處可見以血淚和挫折鑲嵌而成的茨冠。因此,與其將天主教的「本地化」或「本土化」定義成一種禮儀上、文化上的趨勢,不如細細思索每一粒麥種「致之死地」的勇氣與必然:當一粒麥子落地,它其實並不確定這塊土地未來是否真會長出麥穗,但它必須先死去,以換取一次生根、發芽的機會。

身著僧服的耶穌會士

不同的時空,相同的麥種。早在四百多年前的中國,幾位耶穌會士懷抱著東方傳教先鋒沙勿略的未竟之志,由義大利途經非洲好望角、印度、麻六甲,最後抵達澳門,進入中國。其中一位就是後來首位進京的義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

話說1582年(明朝萬曆十年),懷抱著傳教熱忱的利瑪竇歷經萬難進入中國,他和其他弟兄先抵達澳門,1583年終於獲准入居廣東肇慶。在那裡,他們漸漸克服了中文的隔閡、適應了內地的氣候,也習慣了中國人的嘲笑和輕蔑,開始在知府所給予的土地上建造中國第一座天主堂。知府贈予他們兩塊親題的匾額,一塊題著「僊花寺」,意即為教堂賜名,另一塊則題「西來淨土」──原來,先前其他弟兄在日本傳教的經驗使他們相信,穿著佛教僧服較容易獲取人民的信任。所以,許多中國人便把他們當成了和尚!

當時,耶穌會士從西方帶來的稜鏡、畫像等物品,著實吸引了許多中國人的好奇;但好奇的果實不必然是友善。他們所居住的城市雖然沒有層出不窮的械鬥,但是,由恐懼與猜疑所引發的仇恨,卻也在他們的傳教之路上製造了數不清的災禍。

當利瑪竇在肇慶居住時,有天夜裡,一個惡作劇的孩子用石頭打爛了天主堂的屋瓦,被扣留了幾小時,利瑪竇竟被誣為「番僧綁架孩童,打算把孩子賣到澳門做奴隸」,遭人一狀告到官府。衙門裡,幾位收受賄賂的證人已經準備好以假供詞陷害利瑪竇,所幸後來有幾位公正人士出面,才洗清了他的罪名,而誣告者則被當庭杖笞三十。次日早晨,知府送來一紙布告,貼在利瑪竇的屋外:

「查番僧前來肇慶,曾奉兩廣總督批准。其中一人無端被誣,殊乖禮義之道。今後軍民人等不得再予騷擾。倘有故違,即著該印籍製鐘匠遞解人犯前來本府衙門,定予嚴懲不貸。」(註3)

以文字和知識敲開中國大門

如此的災殃,在他們往後的傳教生涯中,其實只算小事一樁。諸如施行妖術、和女子姦淫、誘拐孩童等種種謠言與罪名,總是很容易地在他們所居住的地方流傳著。他們發現,在這個陌生的國度裡,「威權」與「文字」總是有著一種難以超越的力量。在街頭疾呼宣傳的傳教方式,會被中國人視為葡萄牙人再度入侵中國的前奏曲;但若將教義寫出或印成書冊,反而可以突破他們傳教區域受限的困境。因此,他們若想在中國久居傳教,勢必需要透過文字的力量,並且得進入政治威權的核心──京城與宮廷。

想知道更多關於耶穌會士促進中西交流的故事,請看《人籟》論辨月刊 2009年1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