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為聖召

【聖召故事】自由為聖召
(編者按:本文節錄自北美華人天主教文摘,三卷一期筆名為安的作者訪談記錄。)


聖召的開始,應該是源自我的童年。家裡宗教氣氛強,對孩子的宗教教育也比較注重,父母經常帶著我們唸經,唸晚課。家裡經常有神父、修女來訪,他們看到小男孩都會問:『怎麼樣?你長大要不要當神父呀?』我總是爽爽快快地回答說:『要!』那時候,我只知道長大後要當神父,但並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才能當神父。

一九六六年我在廣州讀中學,五、六月間,中國大陸開始了文化大革命。一個月之內,全國上下各級學校都被關閉了,我除了消極地參加一些學校文革運動外,也只好停學在家。這樣過了兩、三年後,一批批知識青年和失去利用價值的紅衛兵,開始被陸續下放,有的被派到偏僻農村,有的被遣送上山,從事勞動改造。

下放的青年,既不適應農村的勞苦,當地農民對他們也懷著仇視。又因為他們生產不出東西,卻分薄了農民們原有的配給,免不了就更遭嫌惡鄙視。農家本來貧苦,那些年輕人吃飽都不容易,體力和心情都很差,怎麼能學到什麼?

到了一九七一年,我已經五年沒有書唸了。十七、八歲的孩子,正值下放的年齡,城市中也不給安排工作。認識的親友暗中相告,只有找門路跑到香港才有希望。

那個年代,想偷渡的人很多,有人帶路是幸運的,很多人就靠個指南針自己去闖。我有一位同學的舅舅,認識一位住在寶安縣(邊境禁區)的人,這寶安人可以幫忙安排游泳偷渡到香港的事。因為同學的舅舅游泳技術不太好,想找個善泳者在必要時照顧一下。他們知道我游泳不錯,所以就找到我。

偷渡本身原就充滿了危險。那個年代,在大陸出門的人樣樣都要出示證明。我們一路上用的都是假證件,隨時可能被識破。攜帶的包囊如果受到懷疑、檢查,計劃也就暴露了。所以如果能來到海邊,就等於成功了百分之七十。相形之下,游泳反倒是小事呢!

我們那次計畫逃跑的一共有六人,都來自不同的地方,行前彼此並不認識。那位寶安人,為我們準備了五天的乾糧──炒麵粉。我們六個人來到寶安縣的一個小地方碰面,第二天就開始爬山。由出發地到海邊,預定需要五天的行程。但為了避開巡邏,我們白天躲在樹叢裡,到了夜晚再趕山路,雖然這樣晝伏夜行,結果還是被共產黨的巡邏兵發現了。

當然要拚命跑啊!被捉回去是很慘的,會被看成嚴重的叛國投敵,無疑地會被打、關牢獄、下放鄉間、一再批鬥,都是意料中的事,所以偷渡途中一旦被發現,只有拚了命地逃!是不是天主俯允了慈母在家中日夜殷殷的苦求代禱,我終於逃出了巡邏的追擊。

逃出了追擊以後,我又遇到了另外兩位難友,我們三人再度結伴同行。中途因為林中迷失了方向,多走了兩個夜晚,在出發後的第七天,終於來到了淡水濱海石崖。吃了五天份的糖炒麵粉,卻耗費了七天行程的體能。在寂靜的暗夜裡,面對著了大鵬灣海峽,我們靜待著海岸巡邏車離去,悄然攀下嶙峋岸崖,爬過起起落落的海邊巨岩,遙遠的對岸就是奮命以求的自由之地,此刻豈容顧慮退卻?於是,我們一個個盡棄了身外物,僅著貼身短褲,抱著一個浮水用的籃球膽,就下了海 。我們一共游了四個多鐘頭,三個人都游過去了。

當我們終於游抵岸邊時,長夜也到了盡頭。在曉星與微曦中,我倒在海灘上昏迷了好一陣子。醒來時已經日正當空,我昏昏沉沉,只覺饑餓難當,也弄不清楚身在何處,不知道我們到底是到了香港?還是仍在大陸?

三個人餓得頭昏眼花、渾身無力,只好拼命往村子裡有人家的方向磨蹭過去,待磨到最近的三家房舍,看到那住家門上貼著春節的紅對聯。我們的心安了。(原來文化大革命大鬧「除四舊」,大陸早就不准貼對聯了。)

到了香港,身處自由之地,我從小深植心中的聖召意願開始了強烈地呼喚,因為在廣州時,我們熟悉的鄧以明主教(後來被共黨捉去坐牢)和其他幾位神父都是耶穌會士。我就找到耶穌會初學院請求入學。但是,當時的院長認為我還不適宜;一則因為我中學還沒機會唸完,再則他認為我初來乍到,對外面的世界還不認識,不如多等幾年再說。

我在香港唸完中學後,二哥在美國為我辦的移民申請得到批准,我就來到美國繼續求學,直到我大學畢業,做了幾年事以後,才真正加入了耶穌會。

在耶穌會我完成兩年初學,兩年哲學,一年教書實習,四年神學教育後晉鐸,並在堂區任職服務三年多。

現在在耶穌會神學院的博士班繼續研究信理神學,特別是『基督學』,同時也在波士頓的天主堂幫忙神父以英語、廣東話、或國語服務教友。

回想我這一輩子,翻山過海,游泳到香港也好,跟隨聖召、做為一位神父也好,都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沒有天主和聖母的助佑,我們什麼也做不了!而天主真是給了每一個人豐富的恩寵,我們只要盡力去感謝和回應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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