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雲人物

浪淘盡千古風雲

耶穌會對會士的要求與培育甚為嚴格,也造就許多德學兼備之士。雖然我們並不強調個人風采,但許多會士在各個領域出類拔萃的表現的確讓人難以忽視。對天主的恩寵我們滿懷感恩,因著天主厚愛、因著他們的努力,成就了耶穌會更光榮的一頁,也充分反映『愈顯主榮』的精神。

 

  • 詩人                       吉拉德.曼理.霍普金斯               Gerard Manley Hopkins                                        1844 ~ 1889
  • 科學家                   德日進                                             Pierre Teihard de Chardin                                     1881 ~ 1955
  • 藝術家                   郎世寧                                             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 ~ 1766
  • 科學家                   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 ~ 1610
  • 天文學家               湯若望                                             Joannes Adam Schall VonBell, S.J                         1591 ~ 1666
  •                               南懷仁                                             Ferdinand Verbiest, S.J                                       1623 ~ 1688

 

Gerard Manley Hopkins拉德.曼理.霍普金斯 Gerard Manley Hopkins. 1844-1889

被公認為最有影響力的英國詩人之一,他的用字遣詞和語言意象獨樹一格,曾經就讀牛津大學,於1866年皈依天主教,並於1868年入耶穌會,1877年晉鐸。

他在入耶穌會的時候曾經燒掉了自己早年的作品,打算放棄寫作專心做傳播福音的工作,但是很奇妙的,在1875年,他受到幾位德國修女的鼓勵,寫出了他最受矚目的作品之一:『德國的沈船』,之後他進入了寫作的黃金時代。

 

 

 

 

 

 

德日進 Pierre Teihard de Chardin 1881-1955

德日進是著名的法國地質學家和古生物學家。在歐美,他主要作為「北京猿人「的發現者之—而聞名。 德日進既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耶穌會神父又是進化論的積極擁護者。他一生不倦地探索宇宙奧秘,發表過許多具有進化論觀點的論著,被公認為傑出的科學家和思想家。

1881年5月生於法國多姆山省(Puy-de-Dome)的一個篤信天主教的貴族家庭。1892年,就讀於耶穌會的蒙格雷聖母中學,成績優良。1896年獲業士學位。次年又獲哲學業士學位。1898年再獲數學業土學位,1899年加入耶穌會,開始過修士生活。1902一1905年,於法國西部聖路易學院學習三年經院哲學。1905—1908年於埃及開羅聖家中學任化學和物理實習教師。1908—1912年由教會派赴英國進修四年神學。1911年升為神父。1912年,結識巴黎博物館古生物學教授馬·蒲勒(Marcellin,Boule),這給德日進後來的發展以很深的影響,奠定了他畢生從事考古研究的前程。1915年1月20日,德日進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斷考古工作。1919年復員,從此專心致力於古生物研究。

德日進從小喜歡植物和昆蟲。在開羅教書期間,又對鐵器與石強產生濃厚興趣。 1913年,他由同事、古生物愛好者勃安葉神父帶領,赴西班牙西北部實地考察洞穴壁畫,並發表研究報告。戰後他到巴黎大學攻讀地質、植物和動物三科,並獲自然科學學士學位,於是一面在巴黎天主教學院講授古生物學和地質學。—面又投入史前的古生物研究,從而迎來他的中國之行。

1923年,德日進參加耶穌會神父桑志華率領的「法國古生物考察團」到中國進行實地考察。5月23日到達天津,6月11日經北京直奔內蒙鄂爾多斯,發掘舊石器時代的遺物,進行新生代地質和古生物研究。10月13日返回天津整理資料。爾後在北京過冬。次年,即1924年9月回國。旋而赴英國等地考察。1930年,他又應邀參加「美國自然史博物館亞洲中心考察團」,到我國周口店等地考察。他不時來往於中國、法國、美國和緬甸、印度等地。在中國,除於內蒙進行發掘外,還訪問了陝西、河南、山東等地.從1923—1946年,他先後八次來中國。並取中國姓名為「德日進」。

1929年他作為中國古生物考察組的顧問,直接參與周口店「北京猿人」的發掘和研究工作。1940年于北京建立「大陸生物研究所」。1943年組織出版《大陸生物學》雜誌,並親自撰文。同年,到燕京大學作《關於幸福的反省》的報告。顯然,在中國期間,他與我國古生物學者和考古工作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此後,德日進根據在中國搜集的大量寶貴的古生物資料,進行分析和研究,寫出有獨到見地的報告和論文。

1946年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J.S.H uxley,1887—1975)曾讚揚德日進,彼此也成了朋友。接著,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A.Toynbee,1889—1957),法國物理學家德·布洛依等都相繼同他交往。

1955年底,湯因比、赫胥黎、布洛依,以及當時法國文化部長著名作家馬爾羅等人,組織各種德日進協會,籌備出版他的著作。一些著名的大學和團體相繼建立德日進研究會,設立國際獎金,出版專題刊物。頓時,在歐美掀起研究德日進的宇宙和人類進化論的高潮,形成一股德日進主義熱。

而戴高樂政府一俟中法正式建交便直接向我國索取德日進生前遺留在北京的有關資料,我國科學工作者完好地把德日進在我國的材料交給法國政府。《德日進全集》也就順利地得以出版。目前已出到十卷,如《人的現象》、《人的出現》、《回顧過去》、《神聖的中心》、《人的未來》、《人的力量》、《力的能動性》等等,其中《人的現象》和《人的未來》是體現德日進思想的主要著作。其主要著作多半己被譯成十幾國文字,傳播於世界各地。

與此同時,關於德日進思想的評論、研究在歐美理論刊物、哲學雜誌和專著迄今問世的已達數十種。德日進成為當代歐美知識界探索新科學理論和人類現象的一個重要物件。法國作家,原法共理論家加洛第(R.Garaudy,1913一),在《人的遠景》(1959)一書中專門用一章論述德日進的自然現象思想。另一位法國作家尼·喬治的《從愛因斯坦到德日進》(1964)以兩個半圓形對碰到一起而構成一個完滿的圓形來形容世界這兩位偉人。還有人把他與海森堡、羅素和馬克思等相提並論。湯因比在《每日郵報》上寫道:「德日進作為古生物學家是個著名的人物。他成了關於發現北京猿人的最初倡議者。作為古生物學家,即使不再增添什麼,他也算得上一個偉大的科學家,然而他又是詩人和基督教信徒。這就使他既是科學家,同時又成了精神界的巨人」。

赫胥黎在德日進的主要著作《人的現象》發表後,向《衝突》雜誌介紹德日進說:「1946年,我作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秘書長到巴黎就職,不久就遇到了德日進神父,此後我就銘記這個事實:認為自己不僅找到了一個朋友,而且獲得一個在智慧和精神的探險中互相協作的夥伴。 即使他從基督徒耶穌會神父這個角度來研究人類的命運(未來)問題,而我則採取無神論和生物學的觀點。可是我們兩人的思想卻始終沿著同一路線,朝著同一方向擴展和加深;我們達到了驚人地相似的結論……我們兩人雖然沒有任何個人聯繫,可是各自都想把人類的命運——也就是說,人及其遠古的宇宙創造、人所處的環境和它們的一切關係——當作一個『現象』,「認真地進行考察和研究」。赫胥黎下結論說: 「德日進注意到人是中心。」人從「觀看」宇宙「轉回到自己」,「觀看自己」,「創造自己」。所以,「德日進的想像是真實的,」 他的宇宙現和人類觀不僅能夠使人蘇醒過來,而且還能夠把人們解放出來,即把碰到無數可怕的釘子而陷入苦境的人們的精神和靈魂解放出來。」

克·葛諾寫過不少關於德日進的文章、評傳和論著。他在《德日進》一書的結論中說:「在德日進的革新精神及其傳統思想這兩者之間有矛盾嗎? 決不,因為他一直是個具有綜合思想的人。德日進基本上是個進化論者。」但是,「他能夠同一個具有永恆價值的信仰結合在一起,而且也就能夠探索人的變化」。葛諾還說,德日進不僅忠於信仰,而且對教會也是始終不渝的。「他在1954年就說過,如果教會倒下了,那末一切都完了」。或許有人象過去指責鄧·斯各特那樣,反對德日進。其實,仔細推敲,「從德日進的實在論,他的宇宙論的樂觀主義,他對人類概念價值的信念和人類具體統一的意義來看,德日進顯然是符合聖托馬斯的」,德日進卓有成就地把「宗教信仰」融化在「進化論的辭彙中」,結合在「現代科學的領域中」。「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說,德日進是屬於教會的」。

另一個德日進多年的同事路·巴爾勇最近也著書說,儘管有過幾十年的「隔閡」,但終於雲消霧散。德日進的思想並未消失,相反越發光明,正如德日進一直希望死於復活節而證明其思想有個光明的未來」那樣,現今德日進主義終於在世界上獲得了「巨大的反響」。「德日進的科學研究和宗教反省是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他既是公認的「地球上的人」,卻又忠實地做了「基督的見證人」。

 

郎世寧 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

郎世寧,原名朱塞佩·伽斯底裡奧內,義大利籍的中國宮廷畫家,以西洋寫實畫風紀錄了中國清朝初期的宮廷人物與景色。

郎世寧出生於義大利米蘭的聖馬塞蘭諾(San Marcellino),青年時期在卡洛科納拉(Carlo Conara)學習繪畫與建築,並在1707年左右加入了熱那亞耶穌會。剛開始只為義大利的教堂畫壁畫,1714年居往在葡萄牙里斯本及科英布拉。幾年後對中國產生了相當大的興趣,曾於澳門學習中文﹙他的中文名字就是在澳門取的﹚,並在1715年前往中國。

郎世寧在中國待了相當久的時間,從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共計約有50多年,他在1715年到中國時,被康熙以藝術家的身份召進宮中,曾協助圓明園的規劃設計,他引進西方文藝復興時期開創的明暗寫實畫法,並改用膠狀顏料在宣紙上作畫,也就是今日的膠彩畫作法,他曾試圖要求康熙開辦學習用西方透視原理來繪畫的繪畫學校,但不被採用,後來與中國學者年希堯一起出版了一本《視學》,是中國第一部透視學專著。

1757年,乾隆曾為郎世寧辦70歲大壽,證明他在宮中頗受禮遇及恩寵。他晚年時替乾隆和其妃子畫了不少的肖像,於1766年在中國去世,去世時官至三品,被乾隆追賜封為侍郎銜。享年78歲。葬於滕公柵欄。在他之後的西洋傳教士畫家有王致誠(Jean Denis Attiret)、艾啟蒙(Ignaz Sichelbarth)、賀清泰(Louis dePoirot)、潘廷章(Giuseppe Panzi)。

今日郎世寧的畫作在中國畫拍賣市場中是相當高價的作品,2000年他的《蘋野秋鳴》賣出價是1765.5萬港幣,是當時第二高價賣出的中國畫。

郎世寧的代表作品有《八駿圖》、《聚瑞圖》、《嵩獻英芝圖》、《大閱圖》、《百駿圖》、《弘曆及後妃像》、《平定西城戰圖》等。後世藝評家認為他畫馬最為傳神。

 

利瑪竇 Matteo Ricci,1552—1610

利瑪竇,義大利的耶穌會傳教士,學者。明代萬曆年間來到中國居住。其原名中文直譯為瑪提歐‧利奇,利瑪竇是他的中文名字,號西泰,又號清泰、西江。在中國頗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稱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開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閱讀中國文學並對中國典籍進行鑽研的西方學者。他廣交中國官員和社會名流,傳播西方天文、數學、地理等科學技術知識。他的著述不僅對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對日本和朝鮮半島上的國家認識西方文明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1552年利瑪竇出生於義大利馬爾凱州(Marche)的馬切拉塔城(Macerata),家裡經營利氏藥房,是當地的名門。利瑪竇十六歲來到羅馬,在聖湯多雷亞的學院學習預科,並於1571年的聖母升天節那天加入了耶穌會。1572年在耶穌會主辦的羅馬學院學習哲學和神學,並從師數學家克拉烏(Christopher Klau)學習天算,其時范禮安(Father Alessandro Valignani)也是他的老師。在這段時期,他還學會了拉丁文和希臘語,而且也會使用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由於明朝閉關鎖國的政策,之前的傳教士都未能進入中國傳教,而只能停留在澳門。羅明堅(Father Michele de Ruggieri)神父向東方總巡察使范禮安舉薦了利瑪竇。1582年(萬曆十年)利瑪竇應召前往中國傳教,8月7日到達澳門。

1583年利瑪竇獲准與羅明堅神父入居廣東肇慶。利瑪竇解釋來中國的原因:「我們是從遙遠的西方而來的教士,因為仰慕中國,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這裏侍奉天主。」他們從西方帶來了許多用品,比如聖母像、地圖、星盤和三棱鏡等。其中還有歐幾裏德《幾何原本》。利瑪竇帶來的各種西方的新事物,吸引了眾多好奇的中國人。特別是他帶來的地圖,令中國人眼界大開。進入了中國的利瑪竇對中國文明非常稱讚:除了還沒有沐浴「我們神聖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國的偉大乃是舉世無雙的」「中國不僅是一個王國,中國其實就是一個世界。」他感嘆「柏拉圖在《共和國》中作為理論敘述的理想,在中國已被付諸實踐。」而且他還發現中國人非常博學,「醫學、自然科學、數學、天文學都十分精通。」但是他也發現「在中國人之間科學不大成為研究對象。」

1584年利瑪竇製作並印行《山海輿地全圖》,這是中國人首次接觸到了近代地理學知識。利瑪竇利用解釋各種西方事物的機會,同時介紹了他們的天主教信仰。

in-country利瑪竇在肇慶結識的士人瞿太素成為了他的好友和弟子,還幫助利瑪竇翻譯了歐幾裡得《幾何原本》的第一卷。籍著瞿太素的宣傳,以及贈送高官們利瑪竇自己製作的天體儀、地球儀和計時用的日晷等西洋物品,利瑪竇的名聲逐漸在當地的達官貴人中傳開。

在韶州他攻讀《四書》,並首次將之譯為拉丁文。而通過與瞿太素和其他許多中國上流社會人士的接觸,利瑪竇發現自己先前的佛教僧侶裝扮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並不受到尊重,社會地位也比較低下。為了更方便與中國的官員交往,在徵得范禮安的同意後,從1594年起,利瑪竇開始蓄髮留須,並穿起了當時儒士的服裝。

1596年9月22日利瑪竇在南昌成功的預測了一次日食,使他很快成為了一個有名的人物,期間結交了許多儒士權貴,並受到建安王的熱情款待。他又用漢語寫了一本《西國記法》的書來介紹他的記憶方法;及一部談論友情的著作《交友論》而意外的獲得士人的欣賞。

利瑪竇在南京居住期間,通過瞿太素的幫助,結交了不少名士,如南京禮部侍郎葉向高、思想家李贄、徐光啟等。當然這主要還是人們對於他的自然科學知識的傾慕。值得一提的是,在南京利瑪竇還與一位三淮和尚(即大報恩寺僧雪浪)進行了一場辯論,在這次辯論中,利瑪竇憑藉其科學性的思辨明顯占了上風。

1601年1月24日,利瑪竇帶著龐迪我神父於抵達北京。進呈自鳴鐘、聖經、《萬國圖志》、大西洋琴等方物,得明神宗信任。1601年,明神宗下詔允許利瑪竇等人長居北京。之後利瑪竇在北京以豐富東西學識,結交中國的士大夫。常與賓客談論天主、靈魂、天堂、地獄。同時編撰新書,包括以中文寫成的《二十五言》等,得到不少中國知識分子的尊重。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當中有數名更是公卿大臣。這當中最著名的,也是後來影響最大的是進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啟。

1610年(萬曆三十八年)5月11日利瑪竇病逝於北京,1611年,由徐光啟主持,皇帝賜利瑪竇安葬於平則門外二裏溝的滕公柵欄。利瑪竇墓現位於北京西城區阜成門外的北京行政學院院內。 帶著西學而來的利瑪竇開展了晚明士大夫學習西學的風氣。由明萬曆至清順治年間,一共有一百五十餘種的西方書籍翻譯成中文。

利瑪竇撰寫的《天主實錄》以及和徐光啟等人翻譯的歐幾裡得《幾何原本》等書不僅帶給中國許多先進的科學知識和哲學思想,而且許多中文辭彙,例如點、線、面、平面、曲線、曲面、直角、鈍角、銳角、垂線、平行線、對角線、三角形、四邊形、多邊形、圓、圓心、外切、幾何、星期等等以及漢字「歐」等就是由他們創造並沿用至今。利瑪竇製作的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世界地圖,在中國先後被十二次刻印。而且問世後不久,在江戶時代前期也被介紹到了日本。該地圖使得日本人傳統的崇拜中國的「慕夏」觀念因此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對日本地理學的發展,有著很重要的影響。北極、南極、地中海、日本海等辭彙皆出於此地圖。至今,日本仍稱17世紀至18世紀的地圖為利瑪竇系地圖。

著作

  • 《天主實錄》-利瑪竇翻譯了羅明堅編《新編西竺國天主實錄》。起名為《天主實義》,亦名《天學實錄》,這本書第一次系統地向中國人論證了上帝的存在、人的靈魂不朽大異禽獸和死後必有天堂地獄之賞罰,報世人所為善惡的天主教教義。《天主實義》 亦是最早把星期制度引進中國的。《天學實義》後來被乾隆皇帝收錄在四庫全書中,並有蒙、滿、朝鮮、越南及日文譯本。
  • 《幾何原本》-利瑪竇與徐光啟合譯了歐幾裏德《幾何原本》的前六卷。利瑪竇使用《幾何原本》是他在羅馬學院學習用的課本,由利瑪竇的恩師——當時歐洲著名的數學家克拉維烏斯神父整理編纂。克拉維烏斯神父在原本後又增添了兩卷注釋,總共十五卷。
  • 《坤輿萬國全圖》-世界地圖。
  • 《西字奇跡》-(今改名《明末羅馬字注音文章》),是中國漢字拉丁化道路之始。
  • 《二十五言》-關於天主教道德信念、準則和修養的書
  • 《畸人十篇》-利瑪竇同十位中國士大夫的對話集
  • 《交友論》-收入了古羅馬西塞羅入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大師愛拉斯謨等人論友誼的格言上百則。也有利瑪竇根據他對中國人的思想瞭解而編寫的。這是利瑪竇所寫的第一部華文著作。
  • 《西國記法》-一本介紹利瑪竇本人如何能有過目不忘的能力的書
  • 《辯學遺牘》-1635年出版,收錄了利瑪竇以天主教觀點與明末淨土宗袾宏和其門生虞淳熙的佛教觀點交流的信件。
  • 《同文算指》-介紹歐洲算術,根據克拉烏維斯所著的《實用算術概論》(Epitome arithmeticae practicae,1583年)譯成。內容由基本四則運算、分數至比例、開方、正弦餘弦等三角幾何。由李之藻筆錄,清朝時錄入四庫全書。
  • 《測量法義》-關於應用幾何、測量,由徐光啟筆錄,附《勾股義》。
  • 《圜容較義》-李之藻筆錄。
  • 《渾蓋通憲圖說》-天文學知識,李之藻筆錄。

此外,他還寫過或參與寫過《西琴八曲》、《齋旨》、《乾坤體義》等著作。利瑪竇用義大利文寫的日記後經比利時耶穌會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整理翻譯為拉丁文,出版於1615年,取名《基督教遠征中國史》,漢譯名為《利瑪竇中國劄記》。

 

湯若望 Joannes Adam Schall VonBell, S.J., 1591-1666

湯若望,字道未,生於日爾曼科倫。一六O三年,為羅馬靈采研究院(AccademiadeiLincei)院士。一六一一年,入耶穌會。一六二二年,應金尼閣(Fr.NicolasTrigault)之呼籲,與另一院士瑞士籍的鄧玉函(Fr.JoannesTerentius)等八位耶穌會士來華。

出身於德國科隆貴族世家的湯若望,是一名活躍於明清之際的著名耶穌會傳教士。他不僅是明朝滅亡、清兵入關的見證人,而且以其凜然正氣,獲得新統治者的應允,得以」留居原寓「,即今宣武門內南堂,繼續其曆法的修定工作。

湯若望在華四十餘年,將西方先進的天文學、光學、火器、礦業等領域的知識介紹到中國,取得了豐碩成果。而其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則是參與明末曆局的改曆、編纂修定「崇禎曆書」。

明朝末年,行用多年的「大統曆」誤差漸大,欽天監所預報的天象,尤其是日月食屢屢失驗。在用中國傳統方法與西方方法預報日月食,幾經校驗比較之後,皇家確定由徐光啟主持曆局,修改曆法。徐光啟則聘請了鄧玉函、龍華民等傳教士參與改曆。

1630年,湯若望奉詔從陝西調往北京進曆局供職。在中西學者的共同努力下,編譯了長達137卷的長篇巨著「崇禎曆書」,而其中由湯若望撰寫編譯的就有包括「交食曆指」、「恒星出沒表」、「南北高弧表」、「五緯諸表」等共43卷。

除此之外,1626年,湯若望還在中國學者李祖白的協助下撰寫了「遠鏡說」。研究西方傳教士對中國科學史所做貢獻的專家、北京古觀象臺副台長李東生女士介紹說:「湯若望還編纂了『遠鏡說』,是根據1616年德國法蘭克福出版社出版的賽都利的著作編譯而成的。這本書對伽利略望遠鏡的製作原理、功能、結構、使用方法都做了詳盡的說明,通篇條理清楚、淺顯易懂,圖文並茂。所以專家學者認為,這是中國出版的最早的一部介紹西方光學理論和望遠鏡技術的啟蒙著作。」

為幫助中國開採礦藏,加強國儲,湯若望在曆局期間,又同中國學者合作翻譯了德國礦冶學家阿格裏柯拉(Georgius Agricola)於1550年撰寫的論述16世紀歐洲開採、冶金技術的巨著「礦冶全書」(Dere Metallica Libri XII),中譯本定名為「坤輿格致」。此書編成後,湯若望進呈給朝廷,崇禎皇帝禦批:「發下『坤輿格致』全書,著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採取」。

不過,因戰事已緊,明王朝迅速崩潰,已無暇過問「坤輿格致」的命運,因此該書未被刊行,後來也便在明末清初紛繁的戰事中遺失了。而「崇禎曆書」卻由於湯若望挺身而出,據理力爭,不僅躲過了浩劫,後來還得以頒行天下。

這名曾官至欽天監監正的德國教士工作的地點則是矗立在北京建國門附近的古觀象臺。古觀象臺,原名觀星台,始建於明正統七年(1442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臺之一,迄今已有560年的歷史了。

它由一座高14米的磚砌觀星台和台下紫微殿、漏壺房、晷影堂等建築組成。在青磚台體上聳立著八件青銅鑄就的宏大精美的儀器,是清代製造的天體儀、赤道經緯儀、黃道經緯儀、地平經儀、象限儀、紀限儀、地平經緯儀和璣衡撫辰儀。儀器身上刻有栩栩如生的遊龍和精美絕倫的流雲,其中部分甚至仍具有實測功能。

明清時代,作為欽天監外署,它是一個重要的天文觀測基地。當時中國修定立法、觀測天象、編制星表、製造天文儀器等活動都與西方傳教士密切相關。

1651年,多爾袞死,順治皇帝愛新覺羅-福臨親政。這名清代開國皇帝雖篤信佛教,但卻非常欽佩湯若望的道德與學問,並與之保持著很好的關係,先後24次到訪南堂,與湯若望促膝談心。

這一時期,湯若望在華事業可謂達到了峰巔。豈料順治皇帝英年早逝,於是年僅8歲的愛新覺羅-玄燁登基,年號康熙。湯若望雖經中國朝代的重大變故,安然無恙,卻在清廷內部的權力鬥爭中成為犧牲品,這便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曆案」。林華女士說:

「因為康熙是一個幾歲的小娃娃,掌握實權的則是敖拜等反對洋教和西方學說的一些人。因此他們上臺以後,湯若望就馬上被打入底層,遭到栽贓陷害,並鋃鐺入獄。他當時已是一位老人,而且很快中風,不會說話。在拷打審問中,都是其助手、比利時的南懷仁替他辯護,但還是被判了死刑。這時候,北京發生大地震,於是皇太后出面為湯若望求情,才得以出獄。但健康已不能挽回,之後不久便去世了。」

康熙親政後,剷除敖拜等人,為湯若望平反,並派大員在順治所賜墓地上為湯若望修建墳塋,舉行隆重葬禮,還率領百官及親眷到其墓前祭奠。湯若望墓碑正面是拉丁文和中文碑文,反面是康熙皇帝以漢文和滿文為其撰寫的祭文。從「鞠躬盡瘁,恤死報勤,國之盛典」等用詞足以見中國一代明君對這位來自萬裏之遙、萊茵河畔的德國傳教士高度的欣賞。

 

南懷仁 Ferdinand Verbiest, S.J. ,1623 – 1688

南懷仁,原名菲迪南特.阜泌斯脫,比利時人。1657年,受歐洲天主教耶穌會的派遣,來中國傳教,1688年死於北京。生前是清朝政府的工部右侍郎、二品大員。死後埋葬在北京阜城門外車公莊附近的外國傳教士基地。康熙皇帝曾親自為他撰寫祭文和碑文,賜他諡號為「勤敏」,並派國舅佟國綱等大臣至墓地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葬禮。

南懷仁精通天文地理,到中國傳教後的第二年,就被推薦到宮中,協助當時的欽天監監正、德國傳教士湯若望工作。他們使用西方先進的方法勘測天文,計算準確,說服力強,深得順治皇帝的賞識。但是,科學和迷信、先進和落後畢竟是不能相容的。西方傳教士在勘測天文時所採取的科學方法,當時在中國並沒有得到普遍的承認,朝廷中有很多人持懷疑和反對的態度。1664年,新安衛官生楊光先上疏彈劾湯若望和南懷仁,說他們「曆法荒謬」、「邪說惑眾」、「僣謀造反」。當時正值順治、康熙兩朝交替之際,執政的是鼇拜一夥野蠻、愚昧的議政王。他們對天文、算學一竅不通,無從判斷科學上的是與非,但他們抓住所謂「惑眾」、「造反」等字句,湯若望、南懷仁就不能不交上厄運了:結果前者被判死刑,後者被驅逐出宮。此後,北京忽然發生了百年末遇的大地震。愚蠢的鼇拜以為這是由於他懲處了湯若望、南懷仁而觸怒上天,便匆忙下令將他們赦免。湯若望獲釋不久就與世長辭,南懷仁儘管重獲自由,但卻不能重返欽天監工作,只好回到教堂去傳教。

南懷仁雖然被逐出宮,但並沒有放棄自己的觀點,當他得知康熙帝已經親政,而楊光先預測的康熙八年將出現兩個春分和兩個秋分的明顯錯誤時,便上疏康熙帝,以求一辯。這一年康熙16歲,親政已兩年,但實權仍被鼇拜掌握,這對一個雄心勃勃的年輕皇帝來說是無法容忍的,他迫切想把權力奪回到自己手裏。親自處理四年前的湯若望、南懷仁案件,便是康熙向鼇拜奪回權力的開始。在康熙的命令下,大學士圖海等人進行了現場的檢驗。結果,無論是午門前的日影觀測還是觀象臺的儀器測定,都證明南懷仁計算的準確。康熙帝當機立斷,為湯若望、南懷仁案平反昭雪,並撤去楊光先等人的職務,任命南懷仁為欽天監監副。當時南懷仁以自己是「遠西鄙儒,不妻不宦」為藉口,辭宮不受。後來康熙屢次下達上諭,一定要給南懷仁晉封。南懷仁推辭不過,接受了監副的任命。

南懷仁在歐洲受過系統的當代科學教育,他不僅熟知天文地理,還長於算學、機械。康熙本是個勤敏好學的皇帝,南懷仁掌握的幾何代數、天文地理知識,很快就得到康熙的賞識,成為康熙接受西方科學文化的啟蒙老師。南懷仁從此也平步青雲:在被任命為欽天監監副後不到一年,因為制出六整套天文儀器又被提升為監正。幾年以後,三藩作亂,清王朝於危難之中,南懷仁又向康熙獻出絕技,設計製作了一種新型火炮,幫助了平定三藩叛亂的清軍,成為清王朝的功臣,被晉升為工部右侍郎。1676年,南懷仁參與了中國政府和俄國並行外交交涉事務,擔任翻譯。1688年南懷仁在北京去世。

南懷仁在中國傳教、任職期間,中國還是一個閉關自守的國家,對外來事物一向待慎重態度。康熙朝曾明文規定,外國傳教士只有奉公守法.尊重中國習俗才可在中國傳教,否則就要被逐出境。南懷仁能成為清政府的一名二品大員,在傳教的同時,又能致力於傳播和介紹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實屬不易,這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是有貢獻的。現存於北京天文台古觀象台的八件清代銅鑄天文儀器,悉為南懷仁與後繼者紀理安一起監工鑄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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