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穌會士獻身台灣五十年

by 朱秉欣神父

一九五○年,全世界專門在教區服務的耶穌會士共四千六百五十位;其中九百十三位(約五分之一)在中國,為中華人民傳播福音。當時,台灣沒有一位耶穌會士。天主上智的措施深奧莫測,在中國大陸政權轉移之後,所有的外籍傳教士全部被逐出境,耶穌會士也不例外。前半個世紀曾受日本政府統治的台灣人民卻有幸接納了這批難民。台灣這個美麗的寶島也就成了傳教士們的避難所,也是他們的工作樂國。對台灣民眾來說,傳教士們的來到,無疑地是天主的莫大恩寵。

耶穌會士從哪裡來?

  五十年前,耶穌會士在中國大陸分佈於大江南北的十個教區。中國與法國籍的會士人數最多,他們主要的傳教工作在上系教區(包括現在的蘇州教區)、河北的獻縣教區以及蘇北的海州教區(現已並入南京教區)。西班牙籍的會士位居第二,他們負責的是安徽省的蕪湖及安慶教區。意大利籍的負責蚌埠教區。揚州與徐州兩個教區分別由美國和加拿大的會士負責。河北省的另外兩個教區,即景縣與大名分別由奧國與匈牙利籍的會士負責。當時全體中外會士的總人數約有九百多位。香港與澳門兩地並非由耶穌會士負責的教區,但也有耶玫會士的教育事業。香港的會士大多屬愛爾蘭籍,澳門的則屬葡萄牙籍。大陸解放後,港、澳兩地的會士對流亡會士有了很大的貢獻。
一九五○年代,中國大陸的外籍會士先後被驅逐出境。正在接受培育的國籍初學、文學、哲學及神學修士也都由長上安排,出國繼續深造。除部份修士暫留港、澳外,絕大多數都被送往菲律賓進修。已經晉鐸或早已開始傳教工作的中、外會士,除年老力衰、語言困難或無法適應者外,其他都奉命來台。其總人數將近三百人。

 

耶穌會士往那裡去了?

  半個世紀過去了。自一九五一年開始來台的會士絕大多數已去世歸天。二○○一年,耶穌會中華省會士名錄尚留名的共二百四十八人,其中包括港、澳兩地的會士、留居中國大陸的會士以及因年老或更換工作調回歐美的會士。目前留居台灣的會士,共計一百十八位。其中十二位已移居頤福院,另六位為年輕的修士,尚在學習華語或攻讀神學。剩餘的一百位中、外會士中,年逾七十歲的有四十一位,八十歲以上的卅二位,九十歲以上的五位,已滿一百歲的一位。可見耶穌會士的人力已急遽萎縮。五十年前的三百位到現在祇剩三分之一。半個世紀內,來台耶穌會士將身軀留在台灣,加入彰化靜山、新竹與竹東公墓的人數已達一百八十多位。

  人生在世不過百年。五十年內,來台服務的二、三百位會士中,祇有一位真的活到了一百歲,而且還能行動;他就是嘉義朴子的蒲敏道神父。一九四九年,蒲神父四十八歲,在上海擔任耶穌會總會長的督察員;他錄取了一位十八歲的青年加入修會。這青年現在年已七十二歲,而蒲神父卻仍在以百歲高齡為智障兒童服務。

 

耶穌會士做了些什麼?

  從會士個別的貢獻來說,最長壽的蒲敏道神父應該名列前茅。蒲神父祖籍瑞士,加入奧國的會士團體;在中國大陸屬河北省的景縣教區。中國內亂期間,他奉命巡視十個教區的會士團體。來台之後,他任中華省會長,特別重視中國籍會士的培育。任內,他負責募款創辦輔仁大學的附設神學院,集資購買土地,創建台北徐匯中學。卸任會長職之後,在嘉義朴子創辦聖心教養院。越南解放之前,他曾募款創建宗座神、哲學院。中國大陸開放以來,蒲神父每年由國外募款支援國內主教、神父重建聖堂,培育修士、修女。耶穌會士對台灣教會的貢獻,最值得一提的也許是附設於輔仁大學的神學院。教導培育修士修女的工作雖是神學教授們的貢獻,但能使神學院由菲律賓遷回台灣,蒲敏道神父卻功不可沒。

 

  初來台灣,耶穌會士是一批流亡的難民。在大陸,他們失去了十個教區的工作園地、天津和上海的兩年大學、徐家匯和獻縣的神、哲學院以及各教區的大修道院、幾十所中學小學、醫院診所以及五百多座教堂與會院。來到台灣,他們兩手空空。當時,台灣的教友人數不多,而且家境大多清寒。幸虧祖籍歐美的會士紛紛回歸家鄉,求助親友恩人。不到十年,先是由河北景縣來台的凌主教在台北建立了通化街的本堂,由江蘇徐州來台的邰主教與加拿大籍會士在偏遠的蘇澳成立了會院,籌建了蘇澳、東澳、南澳的五所教堂以及台北新生南路的會院及聖家堂。加籍會士有專設的帳房,派專人籌募款項,有能力在台北總教區之外,又在新竹關西設立會院、建本堂、創辦傳教員培訓學校;同時在彰化靜山創建耶穌會初學院與避靜院。如依國籍來分,加籍會士對台灣教會的貢獻,可能首屈一指。 一九五一年前,上海、獻縣兩個法國耶穌會士集中的地區,教區主教已由國籍神職神父升任,曾在大學任教的會士大多回國或派往中東任教。來台的會士在台北創建震旦語文中心、利氏學社、從事漢學研究或在台中光啟社編著法華大字典。少數從事直接福傳工作的法籍會士則於新竹縣的北埔、寶山、芎林等地創建本堂。海州教區的監牧雖為法籍,但自大陸被逐之後,他先往菲律賓與越南負責年輕會士的培育工作。晚年雖也來台,但已年老力衰。

 

  匈牙利籍的隆主教離大陸之後直接來台,他與匈籍會士在嘉義朴子創建本堂、診所以及學生中心。可惜來台會士大多年老,他們所創辦的事業、現在祇有百歲老翁蒲神父駐守。不過,匈籍會士中有好幾位多才多藝的輔理修士,他們專精木工、機工、電工甚至醫療。其中最有名的雷萬釣修士。他設計的祭台、聖體龕及雕像幾乎全省各教區都有。唯一留在嘉義的匈籍會士,就是現年九十一歲的金振聲神父,他是達人學生宿舍的主任。另一位九十歲的匈籍會士,擔任智障兒童中心的主任。

 

  從江蘇揚州教區被逐的監牧,來台之後一直被尊稱為費濟時主教。他年輕力壯又為美籍,當時較易獲得經濟支援。在他的領導下,新竹縣市曾經一度成了耶穌會士開墾的園地。五十年前,新竹客家人地區,民眾大多貧困,教友人數很少。耶穌會士在大陸被逐之後,自己也親身體驗貧窮人的痛苦;很快便把新竹看作自己的家。美籍會士便在北大路興建主教大堂、學生活動中心與會士住院。 自安徽省蕪湖、安慶以及蚌埠教區被逐的西班牙及意大利籍會士,他們的主教都因年老回國,缺乏領導。可幸當時負責領導及安插會士的遠東省會長均屬歐美人士。在他們的高明領導下,班籍會士便在竹東、新埔等地興建會院、教堂、學生中心以及內思高工。意大利籍的會士則在湖口、新湖口等地興建教堂、會院、診所以及幼稚園。其他地區,如九讚頭、北埔、五峰、秀巒、田埔等,都有耶穌會士足跡。整體來說,半個世紀內,耶穌會士在台灣投入最多、付出最大、服務總人數最多的,應該是在新竹教區。

 

耶穌會士的挫折與安慰

  流亡逃難來台的耶穌會工作在短短的十年間都有了新建的會院、新蓋的教堂,大家興高采烈的地推展工作,教友人數逐漸增多。不料,新竹的教區首長與美籍會士忽然接到羅馬聖座與修會上司的命令,在短時期內讓出主教座堂與會士所居住的會院。這為來自揚州教區的美籍會士,無異是體驗另一次教難,他們再一次失去了一切。幸虧服從聖願與適應能力使他們很快地東山再起,於現今的西門等另起爐壯、另建教堂以及社會服務中心。由於募款較易,年輕的會士繼續由美國來台;美籍會士又在台北設立光啟文教視聽節目服務社、耕莘文教院以及輔仁大學的法學院、管理學院。兩次被迫放棄主教府與主教座堂,兩次體驗過赤貧如洗的費濟時主教,在他身後什麼都不需要的時候,台北輔大獻給他一幢十層大廈,命名為濟時樓,以告慰他的在天之靈。一批美籍會士的默默犧牲、忍氣吞聲,對台灣教會的發展一定有它積極的價值。

 

  花蓮教區最早是由巴黎外方傳教會的主教領導。耶穌會士除了單國璽一人曾經一度被派為該區的主教,其他會工作幾乎未留任何蹤跡。據說,單主教在該區雖然祇停留了短短幾年,但興建了不少教堂,創辦了許多教會機構,同時穩定了該區的經濟。耶穌會士們都深感慶幸。

 

  幾十年來,耶穌會士在高雄教區祇有一所四維文教中心、一座本堂和一個幼稚園;對福傳事業的貢獻可能不大。不過,耶穌會對該區的特殊貢獻,應該是提供了一位樞機主教單國璽。高雄原是道明會主教管轄的地區,羅馬教廷作了很特殊的決定;從事後看來,很明顯的這是天主對高雄教區的降福。二、三十年前,台南與台中教區也有相當多的耶穌會士。台南有勝利路的會院、本堂以及百達學生中心,台中有光啟出版社、磊思大專學生中心以及彰化靜山的避靜院與耶穌會初學院。現在該兩區剩下的會士已寥寥無幾。往年的門庭若市現在幾成了門可羅雀。這究竟是天意抑或是人為的疏失?!無論如何,耶穌會士自己應該負責。

 

五十年來耶穌會的演變

  過去半個世紀內,耶穌會士在全世界人數最多的年代,曾經達到三萬六千,現在剩下的己不到兩萬五千。來台服務的會士最多時將近三百,現在尚能活躍工作的僅五、六十人。

 

  耶穌會士傳統的工作常分為直接福傳、教育工作與社會服務事業三種。在中國大陸墾荒的地區,直接傳教工作的人數較多。來台之後,他們仍舊任職於堂區。往年從事教育工作的,大多進入各公、私立大學任教。一九六○年代,耶穌會士在各大學教授歐、美語文、哲學、社會學、教育學、心理學、經濟學以及自然科學的達六十餘人。其餘從事教育工作的則專務科學研究、服務於大專學生活動中心或任教於中學。台北的耕莘文教院、震旦語文中心、台中的磊思學生中心、台南的百達中心、高雄的四維文教中心、新竹的內思高工、蘆洲的徐匯高中便是他們的工作園地。社會服務事業,最早有新竹的社會服務中心、嘉義的達仁宿舍、新竹寶山的小兒麻痺中心、以後更有新竹市仁愛啟智中心、關西鎮的華光智能發展中心、竹東的世光教養院、竹東生命線以及嘉義的聖心教養院等。由於會士人力的不斷減少,部份行政管理工作已由熱心教友或修女接掌。

 

  一九五一年,耶穌會士開始避難來台;最初十多年的長上為歐美會士,此後便由國籍會士接掌。一般來說,西方人比較富有創意而且又有魄力。前二十年間,會士大多年輕,國外教友的捐獻比較大方;不論福傳或教育事業在台灣都迅速發展。學成回國的碩士、博士日漸增多,會士們的士氣非常高昂。不過,好景不常;接著的第二個二十年,自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九一年,耶穌會士在台的事業幾乎只是守成而不見創業。隨著世界潮流,中外會士中,棄職還俗、出國回家的不在少數。整體來說,台灣教友的總人數到達了三十多萬之後,幾乎不再增加。當然,這期間,台灣優秀的青年教友出國留學的也不在少數。自一九九一年至二○○一的最後十年。在台耶穌會士的事業不但看到進展反而級級萎縮。新竹教區的許多本堂逐漸棄守,會士所居住的會院一一合併;僅有兩所中等學校均委由教友接辦。耶穌會士在台灣各宗教中,最早推展大眾傳播事業、提倡電視教育的光啟社,現在祇有一、二人駐守。四十年前,輔仁大學在台復校;法學院、管理學院原由耶穌會士創辦負責。兩院院長及專、兼任的會士教授曾有二、三十人。現今駐校的十三位會士中,僅五位專任;對大學的施政方針真具影響力的僅加籍會士一人。前文曾提及加拿大會士對台灣教會的貢獻,這裡又多了一個補充。其實,在台灣為輔導神父、修士、修女們在靈修生活上頗有貢獻的;尚有四位加籍會士值得一提,那便是已故的翁德昭神父、尚健在的任國琳神父、現任光啟出版社社長的鮑立德神父以及出版「超個人心理學」的李安德神父。

 

感言與結論


台灣福傳的起點—伯達書院

  二○○二年的六月中旬,曾經在台長達五十多年的耶穌會中華省省會長辦公室已遷往澳門,駐守台灣的祇有新上任的西班牙籍區會長。耶穌會士在台的黃金時代似乎已經過去。近二十多年來,台灣整個教會的福傳事業似乎效果不彰。因此有人戲稱:未來台灣的主教都是台灣人,神父多是越南人,教友多是菲律賓人。看來台灣民眾該多多懇切祈禱,以免辜負了五十年前天主所賞賜台灣的莫大宏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