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天綱

雷煥章（Jean Almire Robert Lefeuvre,1922－2010）神父是法國人，出生在西南城市勒芒（LeMans）附近的小城高定（Chemire le Gaodin），父親還是當地的市長。在勒芒，雷煥章上了耶穌會的中學，畢業以後就加入了耶穌會。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參軍作戰，被俘後關進德軍的集中營，九死一生。1946年，在蒙彼利埃大學哲學系畢業後，立志來中國。後來，他經常說：”前往中國並非為著傳教，因為牧靈工作我留在法國便有得做。我去中國，是因為我要學習中國人看待人生、世界的眼光……。”雷神父久住中國，稍稍及老，人稱”雷公”，他就扮個臉，笑笑。

不傳教的法國神父，熱衷中國文化，和本地人打成一片，即使到”二戰”以後的新時代，哪怕是有著利瑪竇寬容傳統的耶穌會，對於如此”跨文化”而來的”學問僧”，大約也是”蠻吃酸”的，難以招架。1947年10月，雷煥章到了上海。在徐家匯修院，他們幾個”新潮”年輕人被法籍老神父視為另類，受到了冷遇。此後，他們去了北平修院。在那裏，設法進入了北京大學哲學系，插班念三年級。同班聽課的有王太慶（研究柏拉圖）、陳修齋（研究萊布尼茲）。還有一位鐵杆哥們，鎮江人謝邦定，中共地下黨員，任第一屆全國學聯主席。他們的老師，則是著名的康得哲學專家，後來當過北大哲學系主任的鄭昕教授。在北大，終於”與年紀相仿之中國人為友”，看雷煥章多麼渴望進入中國的學術界。

倘若歷史並不中斷，雷煥章會和北大哲學系1950屆的同學一起畢業。北大多才人，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有希望成為新一代的哲學家。中國文化在百年激蕩中更新，思想激進而混亂，宏闊而貧乏，急需一大批哲學家厘定乾坤。按雷煥章的回憶，他們班上一共30個同學，除了五六個跟國民黨之外，其他要麼是中共，要麼是親共。”原因無他，只因他們深感高官腐敗，國家紊亂，殷盼新政府出現。”正是在這種氛圍之下，大部分同學畢業後都”參加革命”，像謝邦定那樣。像王太慶、陳修齋等留在學術界，支撐北大、武大哲學系的，只寥寥幾個。武漢大學哲學系的段德智教授，曾經親口告知，說陳修齋先生在北大和歐洲人切磋萊布尼茲。”歐洲人”，當即雷煥章等人。

1949年到1952年，雷煥章離開北京，在上海的徐家匯耶穌會總部又住了三年。在上海，他換了一種方式親近中國文化–和本地年輕修士交朋友。上世紀40年代，上海天主教會培養出了一批才華橫溢的年輕人，張伯達、朱洪聲、朱樹德、金魯賢，他們家境富裕，眼界寬闊，學術素養好，且志向遠大。徐家匯的語言，除了法語，就是上海話。雷煥章剛剛在北大學了普通話，又努力練習上海話，他說：”上海籍中國修士對我極好，然跟他們相處，可得講上海話，普通話是行不通的。我上海話一旦說到了辭窮處，便趕緊以法文接濟救急。”世界上大約只有利瑪竇這一派的傳教士，才真正懂得方言的厲害。這一派人主張：若要瞭解對方的文化，先要學習對方的語言和文字，就如同進入一主權國，先要取得護照和簽證那樣。雷煥章先學普通話，後學上海話，再到臺灣學習閩南話，研究甲骨文，都是循著這條”方言”路徑，進入了豐富多樣的中華文化。

雷煥章的上海話之道地，臺北有名。2002年夏天，在臺灣大學開會，古偉瀛教授領著去看雷煥章，說是要讓神父有個溫習上海話的機會。雷公對上海很懷念，晚年動情地說：”在上海的那段日子，中國神父助我明白了中國人許多根深蒂固的觀念。認識這批年輕的中國神父，對我影響極巨。相較之下，滬地那批法籍高齡神父對我反倒顯得可有可無。我與年輕的中國神父同窗剪燭，凡計三年，誠為三生有幸。”不久，形勢變幻，雷煥章依依不捨地離開上海。在菲律賓流落數年後，於1955年到臺灣，在台中編輯《利氏漢法大字典》，又一次浸淫在中國文化的體膚之內。

難以置信的是，雷煥章在42歲的時候，方才發願學習甲骨文。1964年，為了編輯《利氏漢法大字典》，雷神父聽從老朋友顧從義（Claude Larre,1919－2001）的意見，承擔漢語古文字的研究。在中國學術界，學習甲骨金文很少半路出家的，收集、謄錄、釋讀、記憶，會耗費大量時間，非年輕從事，難以建功。復旦歷史系有胡厚宣先生留下的甲骨學，我們一群人也曾跟著吳浩坤老師擺弄過一陣子，剛剛知道這門學問的艱深，便知趣地逃走了。沒有”童子功”，雷煥章也弄甲骨文，但他居然能弄得像模像樣。自1971年起，雷公全身心投入了古文字學。他住在臺北市杭州南路”震旦中心”，杜門謝客，寒窗苦讀，潛心研究。雷煥章的路徑，主要是摸索甲骨文、金文在商、西周、東周時期的不同用法，”力辨各代間之異同，務求收攝提綱挈領之功。”雷神父的甲骨學，學不在功力之積累，而在方法之正確。他說：”我個人以為，真欲研究甲骨文，憑藉記憶固然重要，研究之方法論更是不可或缺。”摸准了方法，不妨八十學吹打。雷神父把”方法論”引入甲骨學，他的治學經驗，對”中年變法”的學者，是個鼓舞。

雷煥章另闢蹊徑，發揮所長，編輯了《法國所藏甲骨錄》《德、瑞、荷、比所藏的一些甲骨錄》和《甲骨文集書林》，對甲骨學確有獨到之貢獻。三書所收的甲骨，雖不如大陸各處所藏總集那麼浩繁，但拾遺補缺，頗有可觀。憑藉這些成果，”文革”過後，雷煥章和北京、上海的甲骨金文學者，如夏鼐、胡厚宣、馬承源、李學勤、裘錫圭等教授都建立了學術交流關係。研究中國古文字的學者，老外並不多，雷公一副外洋人樣子，經常出現在祖國大陸和台、港，以及美歐諸國，讓這門學問看起來中外熙洽，興味盎然。

不懂甲骨學，無法對雷煥章的古文字學做一個行內的評價。不過，讀到雷公對於幾個重要甲骨文字的解釋，倒是也有啟發。比如，對”帝”字字形的分析，雷公不同意郭沫若的說法。郭說”帝”是一朵鮮花，象徵生命的來源。他則認為：”‘帝’字極可能象徵著龍頭，因字頂端‘▽’部分，正代表著宏偉事物之首。””帝”字的原型，含義近”龍”，和”鳳”相對。甲骨文”鳳”字的頂端，也有一個”▽”作冠首。雷公認為：”帝”字的用法，後來有了改變，他同意裘錫圭教授的觀點，”帝”與”父”通。在商朝人的祭祀中，”‘帝’的概念已極為清楚，亦即它是天上的父，是萬有生命之源，且是整個宇宙之主”。這個說法，雖然帶有耶穌會利瑪竇”上帝論”的痕跡，但實在也是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

後半生研究漢文字，對於”中文的未來”自然很是關切。中文之美，如同法文之美，千萬不能湮沒，這是雷公晚年的內心牽掛。他說：”中國人自應保存自身文化特色……我個人則希望不要去除漢字，最好對其加以妥善保存，因中國文化早已同漢字難分難舍。為了整個中國文化之長存不輟，漢字自應保存。”求”進步”，謀”發展”的中國人，曾經拿自己的文字來開刀，把各處的方言作犧牲，這樣的歷史，實在是個教訓。雷煥章的忠告，我們應該聽一聽。

前幾次我到臺北，路過敦化南路一段的”利氏學社”，都會去雷公的辦公室張望一下，和他這位”老上海”隨便說上幾句上海話。這一次來臺北，雷公參與創辦的臺北利氏學社遷到了辛亥路一段的耕莘文教院大樓，他自己卻在2010年9月去世了。在上海，收到過雷公去世的E-Mail訃告，心裏存念，要祭奠一下。這次在利氏學社裏，看到的只是雷公留下的藏書，還有大功告成的《利氏漢法大字典》，面對遺物，惟有默禱。88歲的”米壽”之年，逝在臺北，葬在彰化靜山墓園，魂屬中華。邊上人說，雷神父生前做夢，說的是中文。在天堂裏，應該也是和他的中國朋友們一起，說著中文–上海話、普通話、閩南話，或許還比劃著那一方方–甲骨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