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與儒學」，應從兩方面來談，第一、儒學對利瑪竇神父的影響。第二、利瑪竇神父對儒學的貢獻。但不論從那一方面談「利瑪竇與儒學」的問題，我們須先了解一下儒學大概的含義。

儒家包括的範圍很廣，不單經學和理學是儒學，而且我國的文史和政論也脫不開儒學。因為自西漢以來，儒家思想便成為我國人文思想的主流。這不僅是漢武帝採用董仲舒對策「尊崇儒家，罷黜百家」的結果，而且也是儒家思想平實的效用所致。儒家講天道、人道，都很平實近情，沒有老莊和墨家的陡險性。因此，老莊和墨家雖然在講天道的時候，有比儒家突出的地方，但終究因其思想偏倚，不易為大眾所接受。

大致說來，儒學重點可歸納如下：一、敬畏天命。二、孝悌忠信。三、仁義忠恕。四、仁政王道。明瞭儒學的思想概況後，我們再談利瑪竇神父與儒學的關係。

壹、儒學對利瑪竇神父的影響

利瑪竇神父受儒學的影響不是偶然的事。首先是他研讀四書五經，熟悉了儒家思想的精華，認為儒家的敬畏天命，孝悌忠信等思想，近乎基督的福音道理，值得傳播福音的人採納。

不過，利瑪竇神父為什麼想起研讀四書五經呢？

有人說是受了瞿太素的影響。瞿太素是位儒者，是利瑪竇神父定居廣東肇慶時的中國朋友；二人友誼深篤，瞿氏向利神父學西洋曆算，利神父則向瞿氏學習中國經書。而且利瑪竇、羅明堅等初入中國時，是以僧人自稱，身穿袈裟，因交結儒者瞿太素，才聽其勸導，改著儒衣儒冠，因為當時的僧人不為知識份子及上層社會所重視。

瞿太素影響利瑪竇神父的地方的確不少，蓋因瞿氏的緣故，利瑪竇神父也打入了讀書人的圈內，能與儒者往來。

只是瞿太素之影響，是在利瑪竇神父進入中國之後，早在澳門時，利瑪竇已與羅明堅開始了研讀中國經書的工作。先有聖方濟，沙勿略的啓發，後有范禮安神父的督導，使利瑪竇和羅明堅已深知，欲在中國傳基督福音，必須熟悉中國文化和思想。

聖方濟，沙勿略給歐洲耶穌會士報告遠東傳教的情形中，有一般論及中國說：

「中國是一個疆域廣大，國勢强盛的國家。中國境內沒有戰爭。據曾經到過中國的葡人記載：中國是正義之邦，一切講公義公道，甚至超過信仰基督的國家。迄今我在今日本並其他地方所見到的中國人，在智慧方面得天獨厚，遠遠超過日本之之上。」（張奉箴神父著福音流傳中國史略，卷二，上編，第五四三頁）

聖人給聖依納爵寫信說：

「中國和日本所用的文字相同，日本人認識中國字的，能够閱讀中國經書，但是不能用中國話交談。日本大學中教授中國經書。那些懂中國經書的僧侶，被視為有學問的人。」（同前，第五四四頁）

聖方濟，沙勿略一再給耶穌會方面報告中國優越的情形，目的在使會中注意中國傳教的事，中國如果接受了基督的福音，日本自然也會跟進；因為當時日本尊中國為上國，「日本的各宗教派別皆來自中國。」

聖方濟‧沙勿略逝世不久，范禮安神父由葡國東來，駐留在澳門。他聽了許多有關中國的報告，認為傳教士欲進入中國內地傳福音，先該學好中國語言、文字、以及禮俗。「那些懂得中國經書的僧侶，被視為有學問的人」，很受人尊敬。於是他給會士寫信，要求派一些傑出的青年傳教士，來澳門學習中國事理。羅明堅首先到達，其後是利瑪竇，范禮安神父離澳門時，給怹們留下親筆信，囑咐他們務必學好中國語言和文字，不但能說中國話，能讀中國書，而且還要能寫中國字。（同前，第六O三頁）

這才是利瑪竇研習四書五經的起因，學習中國書法的來由。即使不在肇慶結交瞿太素，他也要研讀中國經書的。

利瑪竇神父研讀四書五經，又將四書譯為拉丁文，其思想自然受到儒家的影響。所以他以「天」、「上帝」，和天主通用。「天主實義」是他在儒家影響下的傑作。天主實義引，一開頭就是儒家的口吻，他說：

「平治庸理，惟竟於一。故賢聖勸臣以忠。忠也者，無二之謂也。五倫甲乎君，君臣為三綱之首。夫正義之士，此明此行。在古昔，值世之亂，羣雄分爭，真主未決。懷義者，莫不深察正統所在焉，則奉身殉之，罔或與易也。邦國有主，天地獨無主乎？國統於一，天地有二主乎？故乾坤之原，造化之宗，君子不可不識而仰思焉。」

利瑪竇神父的這些話，全出自儒家「修齊治平」、「惟精惟一」的思想。接著他又話：

「竇也從幼出鄉，廣遊天下，視此厲毒，無陬不及，意中國堯舜之氓，周公仲尼之徒，天理天學，必不能移而染焉。而亦間有不免者，竊欲為之一證。復惟遐方孤旅，言語文字，與中華異，口手不能開動，矧材質鹵莾，恐欲昭而彌瞑之。……願觀實義者，勿以文微而微，天主之義也。若乎天主，天地莫載，小篇孰載之？」

從以上利瑪竇神父自己的話中，可以看出他深具中國儒者的文筆。

作者／成世光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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