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201103930827一封《向傳教士呼籲》的信

西元1921年3月的一天,天津耶穌會崇德堂的神父寓所內。剛剛從直隸省口北道考察歸來的法國傳教士桑志華(Emile Licent)正在伏案疾書。

這位獲得法蘭西生物地質學博士學位的天主教神父,在大學攻讀時就渴望到東方古老的中國考察那裡與法國迥然不同的地質生物狀況。想親眼看一看新生代時期喜馬拉雅運動形成的世界屋脊,為什麼竟然比阿爾卑斯山的勃朗峰高出4000多米!那裡的地質生物是個謎!

為了解開這個謎,他於1913年來到中國,喜馬拉雅山沒有去成,倒是迷上了黃河。8年來他沿著黃河,一邊傳教一邊調查山東、直隸、河南、山西、陝西、甘肅等地的地質和物產,搜集各種材料以備研究之用。

在來往于北京和天津之間的旅途中,桑志華發現白河流域的地質和生物也很有特點,便幾次溯流而上到延慶、赤城調查。這次他就是到後城一帶調查後剛剛返回天津的。1920年桑志華在甘肅慶陽縣的黃土層中採集到舊石器時代的石英製品之後,便萌生了尋找舊石器時代人類的念頭。不久,兩位天主教神父莫斯塔特和德維爾特告訴他,在鄂爾多斯沙漠南緣的薩拉烏蘇河流域發現了大量的哺乳類動物化石。這更激起桑志華考察古人類遺址、收集遺物的勁頭。幾年的奔波,收穫頗豐。

1921年1月,法國政府步美國的後塵,利用庚子賠款在中國創辦高等學校,決定委託耶穌會以獻縣為中心的直隸東南教區具體負責。由於獻縣教區沒有興辦大學的理想之地,便決定在天津創辦“天津工商大學”,在教會內部稱為“天津聖心學院”。校址選在馬場道141號,次年開工。當桑志華得知這個消息後,便極力建議在建大學的同時建一所博物院。他四處奔走呼籲“為保存搜集之物,博物院之設立,實為急務”。

他認為,在中國北部尚無完善的地質研究院的情況下,“若在大學特設一科,專為研究華北礦農及其它各種之來源,此時似難以辦到。然而為便利華人及外人關心華北之經濟情形及科學上之各種問題起見,博物院之設立實不可少。”這個建議最終得到了獻縣天主教耶穌會金道宣院長的支持,答應予以資金上的贊助。欣喜之余,桑志華又為館藏標本的事發愁。

8年來他個人收集到的幾萬件動物、植物和礦物的標本顯然遠遠不足。怎麼辦?思來想去,有了兩個主意。一是縮小館藏標本的範圍,僅限於黃白兩河流域,以研究黃白兩河流域的農礦地質及動植物為限,起名黃河白河博物院。但是,當1922年9月23日博物院大樓竣工後,同仁們一致認為可以稱得起北中國的第一所自然博物館。做為首任院長的桑志華幾番斟酌後,正式命名為“北疆博物院”,說來這是後話了。

第二個主意便是寫封呼籲信,請各地的傳教士們幫助尋找和收集各種哺乳類、爬行類動物的骸骨和化石,各種植物、礦物中有價值的標本和化石,古人類的石器及各種歷史古物,為即將建成的博物院補充標本。他還特別提到口北道一帶的標本尤為缺乏,殷切希望直隸北部教區的同仁們能提供當地的標本,哪怕是這方面的資訊也好。

在題為《向傳教士呼籲》的信中,他懇請在華北各地的天主教的傳教士們,不論是遣使會士,還是耶穌會士,都要拋棄前嫌,為科學的傳播和教育的發展獻身,為博物院之建立出力。他還在信中介紹了對地層結構、動植物、礦物標本和化石、石器觀察識別的基本知識,並約定了提供資訊的聯絡方法。

“洋洋灑灑一大篇,到頭來有多少人回應呢?”當桑志華寫完最後一句時禁不住脫口自問。他想起自己來中國後8年的坎坷經歷和教會內耶穌會和遣使會兩個修會之間的明爭暗鬥,心情變得黯色,繼而想到告訴他薩拉烏蘇河資訊的兩個熱心人時,心頭一振,提筆寫下了漂亮的簽名,並在胸前劃了個十字,大聲說道:“天主保佑我吧,阿們!。”

作者┃於保祿
來源┃《信德報》2016年10月20日,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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