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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耶穌會所營辦的香港華仁書院

1938年10月,麥當奴神父與簡力達「醫生」神父在日軍佔領廣州後,更乘坐救援船前赴廣州參與救援工作。當大批難民湧入香港的同時,這些耶穌會士選擇「逆流而上」,直接面對戰火的威脅。簡力達神父加入耶穌會前,曾在愛爾蘭行醫,他的醫學專業於廣州得到了充分的應用,並成為廣州一所醫院其中一名主管。在他的帶領下,醫院的環境衞生與食物質素得到改善。他更發明了一種藥物,成功救助罹患傷寒的病人。

同年,賴詒恩神父成為《磐石》月刊的主編,又積極參與社會事務,成立國難籌帳會以協助戰爭中的受害者,包括不少來自大陸的難民。賴詒恩神父並聯合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成立房屋協會的前身,興建屋村以為香港貧苦大眾、特別是難民提供安身之所。

到1941年12月的聖誕節,香港終告淪陷。日治初期,所有學校都被迫停課。其後,日軍又允許所有已註冊的華人學校重開。當時,部分華仁書院的高年級學生協助蘇惠民神父與郭樂賢神父救助難民。其後,部分華仁書院學生成立了一所華人學校,向貧困學童提供教育;華仁人於第二次大戰期間工作未曾間斷。

戰爭結束後,華仁書院重開。Fr. Brian Kelly亦重修並重開港大利瑪竇宿舍。華南修院重新運作,會士從澳門返回香港繼續工作。同時,港督任命賴詒恩神父署任農業署主管,負責組織重新發展農林業務、成立蔬菜批發統營市場與漁業合作社。賴神父亦寫了《Jesuits under Fire, in the Siege of Hong Kong 1941》一書,詳述日治時期耶穌會士在香港這段「沉默」而艱辛的歲月。

賴詒恩神父用「成長中斷」來形容日治下的三年零八個月,他說:「在第二段時期的末段,是香港耶穌會為重建香港這個城市與教會而努力的時間。……而耶穌會士的所有教育工作很快就回復正常……香港府政邀請賴詒恩神父出任公職,協助重啟漁、農、林等多個相關部門,負責重新組織農林業,成立蔬菜市場協會與漁業合作社。他亦是房屋協會的創會與活躍成員,並是推動成立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重要精神領袖之一。」

於戰後,耶穌會再次派遣七名會士來到香港。二次大戰後的香港仍然面臨不少社會問題,特別是隨着國共內戰爆發,香港社會人口壓力龐大,耶穌會士依然堅持為社會低下層服務。侯奕純神父 在1946年11月15日成立了擦鞋童會,別稱華仁貧童會。而擦鞋童會的工作,主要是照顧與關懷在街頭擦鞋的貧困孩子與其他街童。這個組織即是今日仍然非常活躍的小童群益會前身。

不論是教育、扶貧、房屋等等的工作,在二次大戰前後都見到耶穌會士的蹤影,可以說,耶穌會士同時也是香港社會工作的先驅與提倡者,多年來的辛苦工作贏得了社會廣泛認同。也許有人會問,這些工作不應是政府應該做的嗎?但當政府拒絕或並不適切回應社會的訴求時,也只有依靠這群全心奉獻社會的人默默補足政府施政的不足。耶穌會士在日治時期的確面對艱辛環境,但更多的沉默似乎是來自香港政府。

作者/張學明(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客席副教授)

本文轉載自香港01網站,版權均為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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