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邱立本

很多人不曉得,天主教耶穌會的一些神父,在香港殖民歷史上,曾經扮演了反抗殖民統治霸權的幕後角色。他們沒有槍砲,但卻擁有知識的武器,在重要的時刻,掀起了時代的風潮。

這都因為耶穌會重視「社會正義」,也往往超越教條,推動和不同文化交流,與其他信仰的力量溝通。他們不受僵硬的教義所限制,敢於和完全不同的文化深度接觸,甚至吸取其他文化的優點。利瑪竇(MatteoRicci)在四百多年前深入中國的事蹟,成為重要的見證。

耶穌會神父余理謙(JamesHurley),就是香港反殖運動的推手。他在六七十年代間,支持香港的學生運動,參與中文合法化運動、保衛釣魚臺列嶼運動。他無役不與,提供教會的資源給學生,並且在與年輕人的互動中,介紹當時世界的潮流和進步的思想,反對在香港根深蒂固的殖民地結構。

這也因為他的愛爾蘭背景,對於英國的殖民統治,都有切膚之痛,瞭解在一個政治霸權的體制下,需要知識上的衝擊,再結合群眾的力量,可以搶回流失已久的社會正義。

余理謙神父當年在學生運動中,影響了吳仲賢等領袖,余後來創辦《七零年代週刊》,鼓吹反越戰,探索新左派的思想,刺激香港新一代對當時的冷戰結構作出反思,不但反對美國的霸權,也對香港的殖民地體制的基本價值,加以全面的顛覆。

余理謙神父重視與地方智慧結合,他和利瑪竇一樣,都有語言的天份,他說流利的廣東話,可以和學生一起開會。他深入社區基層,瞭解民困,也獲得草根力量的支持。

但社會運動不僅靠激情,也是要靠知識的普及與深化。在這方面,耶穌會擁有強大的優勢。它的教士大都是飽學之士,對終身學習都有強烈的動機,因而人才輩出。而歷史上的楷模,首推法國學者笛卡兒(ReneDescartes),他的「我思故我在」,啟發了新的哲學思考,也在西方思想史上,留下重要的印記。

其實耶穌會的奮起,發揚文藝復興後期的人本思想,將人文的情懷延伸至神州大地,超越了宗教的範疇。利瑪竇等人在中國的奇緣,刺激了中西方的交流,他漢譯了歐幾裡德幾何學的經典,為中國人畫出了第一張世界地圖,也將儒家的經典介紹到西方世界。

可惜利瑪竇死得太早,享年才五十八歲。但他對中國的深厚感情延綿不絕,不斷有人接棒。而在他死後四百多年後,他終於看到第一位耶穌會的教宗,再續他的前緣,致力實現他的未竟之功。

本文轉載自鳳凰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