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杜樂仁神父(Jacques Duraud,S.J.) 翻譯︱吳思薇

我和雷煥章神父初次見面前,他的盛名已在天主教教會廣為流傳:除了那本一度在法國十分流行的著作《城裡的兒童》,當我開始學中文時,有位教授還要我就雷神父的學術研究寫篇報告,內容則是關於他在西方漢學權威學報《通報》上發表的商代文字考古論文。

1982年暑假,我終於在第一次的台灣行中遇見雷神父──也就是許多學生和朋友口中的「雷公」。我們一起用餐之餘,也在震旦中心關門後的夜裡小聊片刻。他很會講故事,常提起他在北京的趣聞與那邊認識的中國朋友。那兩個月我過得特別愉快,因為我從雷公身上體會到在台灣生活的樂趣。

手做研究,口論道理

雷公在震旦中心三樓的辦公室總是歡迎大家造訪。他在研究甲骨文時,也從未將任何一位意外訪客視為干擾。話說雷公的甲骨文知識完全是自學而來:在《利氏漢法辭典》的編輯團隊成立後不久,他奉命接手一位耶穌會同仁的學術研究工作,從此一頭栽進中國古代文字的世界裡,樂此不疲。

雷公出生於法國鄉村,十歲就會騎馬;這樣的童年經驗,讓他對中國的農業文明倍感親切。雖然雷公的研究聚焦於中國語言和書寫的起源,但他亦從中探索中華文化的精神與華人基本思想。他研究民間信仰,也是因為想盡可能地掌握當地民眾的表達方式,如此才能進一步瞭解和尊重對方,從而開啟對話的可能。

此外,學術研究對雷公來說,既是瞭解異文化的方式,也是加深信仰的利器。他的大半生都在甲骨文研究與傳教工作間擺盪,漂亮地將古典學者與耶穌會神父的身分融合無間。雷公的另一本知名著作《一扇新門》,便是編輯自他道理班上的學生筆記。上課時,他總會要求一位資深同學介紹這次的講題,如有必要才會親自發言,彷彿藉此告訴大家:你們從我這裡學到的東西,現在得用自己的說法與感受來告訴別人。對我們來說,雷公留下的不僅是有形的文化研究遺產,也打開了一扇通往天主之道的新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