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10日是世界人權宣言通過60週年,年屆82歲的余理謙神父關心社會及人權狀況的心依然熾熱。有異於他在六、七十年代的作風,在這個紀念日他沒有激烈行動,僅在校園寧靜的一處默默為此祈禱。

余神父生於1926年,是愛爾蘭人。小時候,一家六口經常一起到聖堂,每晚都會一起誦唸玫瑰經。那時他亦熱衷於參與輔祭會活動,與小輔祭一起玩耍,為堂區服務,唯沒有當神父的念頭,甚至對聖召有些反感。中學時,他對未來尚未有明確方向,只知道要勤力讀書,而且更有意投身愛爾蘭曲棍球(Hurling)職業球員的行列哩!

18歲的時候,余神父因腳傷要臥?休息,好奇心促使他翻閱了家中一本有關聖召的書。「我覺得是天主給我時間去考慮這個問題,平日忙於讀書、考試,沒有時間去想。」余神父回想說。於是他偷看了那本書,「天主真的給了啟示!祂說:『你一定要做神父!』」而這個訊息一直在他的腦海中不斷浮現。「那時我決定要做神父,而且一定要做耶穌會的神父。」

當時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在一次學校的避靜活動中,一位神父多次告誡他們說:「你們當中會有一個同學在復活節的避靜前死去。」那時仍有腳傷的余神父不以為然,同學們則紛紛認為死者就是他。最後,坐在他前面的同學在打曲棍球時頭部受傷死去,余神父對這事一直難以忘記。

余神父的兄長是耶穌會神父,而余爸爸一直希望余神父能夠繼承生意,對於他要做神父一事,非常生氣。沒有父親的批准,他無法入修院,幸好在親戚的幫忙下,余爸爸終於首肯讓余神父踏進耶穌會備修院的大門。

「初期很不習慣修院的生活,多麼希望院長會請我離開。」不過,慢慢地余神父適應下來,發願後到了國立大學讀書。

他在大學修讀拉丁文及希臘文,一邊上學一邊在修院生活,這三年的時光過得很愉快。「大學生活很好,而修院裡也有很多不同的組織,我參加了辯論學會(debatingsociety)又認識了皮爾斯(PatrickPearse)的作品。」皮爾斯是愛爾蘭的國父,他寫詩、小說及短故事,更曾為愛爾蘭獨立發動革命,其作品對余神父有很大影響。在週末,余神父會與修生一起行山、吃?包及談天。大學畢業後,他到了一條鄉村攻讀哲學課程。

不久,他被會方派往外地「實習」!在香港和非洲兩個地方,他選擇了香港。「家裡有些關於中國的雜誌,而會方在1926年起已開始派傳教士到香港,我們經常都會收到他們的消息,基於對香港的認識和興趣,我選擇了香港。」

在1952年,余神父與會方一名神父和三名修士一同乘船到香港。對余神父來說,香港是一個很不同的世界,尤其在風俗習慣上,光是名字排序的分別也令他很不習慣;英文是名、姓(JamesHurley),中文則是姓、名(余理謙)。

語言是另一個難題,初到香港,會方安排他們住在長洲的思維靜院,並請老師教他們廣東話。「廣東話有九個音,學得好辛苦。」一年之後,余神父在長洲一間小學用廣東話教聖經。一次,他對學生講原祖父母的故事,「我們今日要講亞當、亞娃(亞當、厄娃)」,這句說話惹得哄堂大笑,余神父很惘然,後來靈機一觸下他索性用「原祖父母」四個字代替。

第三年,他被派到華仁書院教書,在那裡他認識了李柱銘的父親李彥和。李彥和當時在華仁教中史和中文,對中國近代史有濃厚興趣的余神父經常向李請教。
1955年,余神父返回了愛爾蘭攻讀神學,並於1958年晉鐸。1960年,他重返香港,到珠海書院從事教育工作,期間更擔任外文系系主任。

六十年代初,香港的學生運動開始,那時也是余神父最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時期。當時一些關心社會的珠海學生在學生報上發表了有關珠海的文章,令校方很不滿。被點名的12名滋事學生被開除出校,於是有學生找余神父幫忙。余神父為學生出頭一事轟動全城,連當時徐誠斌主教也召見他。結果余神父寫公開信表明支持學生的立場,可是12名學生最後仍是被趕出校。

「在學生運動中,學生沒有被收回是失敗,但為我來說是大事!」做修士的時候,余神父只能透過收音機知道社會上發生的事,珠海事件對學生來說是失敗的運動,但對余神父個人來說是真正親身認識社會的機會。

在珠海事件的風波後,余神父曾先後參與中文運動及保釣運動。直至1972年被派到菲律賓工作,余神父才淡出了社會運動。

在學生運動期間,余神父接觸到工人問題,於是在他再次返港的時候,跑到工廠工作了四個月。他在工廠負責剪衫,工作性質雖然容易,重複的工序卻令神父覺得與以前的生活大有分別。

「剪衫的生活非常悶!重複的工作,it’skilling(令人難以接受)!一個教宗曾這樣說『入工廠前,一塊無用的木頭可以被製成椅子;相反,人到工廠時是一個人,出來的時候卻變成了一塊木頭。』」

離開工廠後,余神父去避靜重新思考將來的路,最後他決定從事堂區牧民工作。適逢當時一位神父邀請他到牛頭角基督勞工堂工作,那裡鄰近工廠並以服務基層教友為主,正合他心意。「我好鍾意『勞工』兩個字!而且那時我不喜歡到富有的堂區(服務),而想去一個普通(基層)的堂區(服務)。」

余神父在牛頭角堂區服務了十一年,最難忘是成立了關社小組。他亦喜歡與當時的聖母軍去探訪教友,做家訪。同時,他積極投入國際特赦組織的活動,關懷囚犯。其後,他先後到過黃大仙、柴灣服務。

回顧六十年的鐸職生涯,以文化大革命後的一台「密室彌撒」最令他難忘。文革後不久,他有機會跟團到內地旅行。有修女知道他要到上海,就請他到家鄉探望她的親戚。

「當時神父的身份很敏感!在內地只有一間在北京的聖堂開放,讓外國人望彌撒,本地人則無法參與其中。」於是神父帶了?餅和酒,穿了一身便服到了上海。好不容易,來到那個家庭;那是一個四人公教家庭,有老人、中年人、青年人和小孩。

一進屋,余神父把修女的信交給他們說:「我係神父,可以幫你開彌撒。」

他們回答說:「神父請你不要開彌撒!這裡會有人把這事向外人說。」原來他們害怕家裡的小孩亂說話,他們只敢請神父為他們做修和聖事。余神父聽了就與他們一起唸赦罪經和補贖經。

他們似乎意猶未盡,請求神父說:「神父,可以做一台簡單的彌撒嗎?」

余神父心想:「我要做一台妥當的彌撒!」於是他們著那小孩去看電視,然後一起進了一間房。那裡沒有聖經,他們奉獻了?餅,神父祝聖?餅和酒並特別為中國教會祈禱。

「那一刻真的好感動!」他們多年沒有望彌撒,感動得哭起來。

現在,余神父於聖依納爵堂服務,繼續牧民工作和關心社會,每天為社會上不同需要的人向上主默禱……

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

余理謙神父在1963年至1972年期間出任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神師,帶領學生參與中文運動、保釣運動等運動,為聯會奠定了基石。

1962年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正式成立,初期的會址位於九龍華仁書院,會員包括來自中文大學、香港大學、珠海書院及各間教育學院等10間院校的大專生。那時所有天主教大專學生都是會員,還有一個十多人的幹事會。1963年余神父正式接捧出任神師,後來會址遷往界限街明愛賓館六樓(現址)。

「大專生是社會良心!」

余神父在任時時常提醒學生要關心社會。「大專生是社會良心!他們有先知的角色。先知是重要的,但人們也愛批評他們。」

在珠海事件以前,天主教大專聯會是一個讓學生聯誼的信仰小團體。那時每月在聖依納爵堂有一次彌撒,間中還有講座、旅行和台灣觀光團。不過自珠海事件開始,聯會涉及了定位和立場等複雜問題,幹事們不得不開會討論會方在社會事件上的角色。

在67年暑假,聯會的學生到巴士、電車公司工作,協助社會回復秩序。「67暴動期間香港很混亂,很多人不喜歡在巴士賣票,而暴動時又沒有人工作,於是學生就去幫手賣票。」暑假終結,暴動停了,學生重返校園。

余神父記得在1972年保釣運動的時候,有一大型遊行。「當時情況非常緊張,那時天主教大專聯會開會決定是否參與遊行活動,最後決定學生可以以個人身份參加。」余神父都有參加那次遊行。

那是星期六,人們由中環大會堂開始遊行到美國領事館。「當時有好多人,有警察警告我們說那是非法運動,我們需要承擔後果。」不過他們沒有理會,繼續向前行。

談到今昔的聯會,余神父認為以前的學生較關心社會,較積極,遊行等活動都必定參加。「現在的學生不及以前的積極,可能社會價值不同了,加上學生功課多了吧!」

余神父亦不忘勉勵現在聯會的學生。「希望他們繼續關心社會問題,尤其是社會公義和人權的問題,並對貧窮、民主等問題有所回應,做社會的良心!」

本文轉載自香港天主教教區視聽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