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亞社編按:臺灣「光啟文化事業」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出版由陳聰銘博士所著的「懷仁叢書」系列第十四冊《中梵外交史:兩岸與教廷關係(1912-1978)》。本文為天主教歷史學者古偉瀛教授就該著作之短評。

梵蒂岡外交政策有其獨特性,因為她既入世又是超越,她是世界天主教信仰的最高領導,對全世界十多億的天主教徒有影響力。依據外交慣例,如果一個國家中駐有教廷的大使,該大使就自動成為該國外交使節團的團長,以顯示對梵蒂岡的尊重。這種慣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教廷與中國互派外交官時就產生了困難,因為當時中華民國為世界五大強國之一,但全國信仰天主教的人並不多,若教廷大使一來華,就成了駐中華民國外交使節團團長似乎不太容易被接受,因此,中梵建交後雙方互派的使節為公使層級,避免了尷尬。

當然中梵之間的來往關係要比上述事件複雜得多,因為從明末天主教再傳入中國以來,當時的海上強權葡萄牙就有「保教權」,控制來華的傳教人士及活動。隨著葡國勢力的衰退,十九世紀鴉片戰爭後,「保教權」由法國取代,在中國的傳教士得到法國的保護。羅馬教廷雖然想設法收回「保教權」,而中國方面也很想直接與教廷打交道,但終清之世都因法國的強勢而未能成功。

進入民國時期,雖然政治上紛紛擾擾,但在外交上也一直繼續著清朝末年的政策,亦即進行所謂的現代政府的構建工作。對於與梵蒂岡的外交,中國也繼續努力想解除法國「保教權」的壟斷,仍然遭到法國的強烈阻撓。

教廷於一九二二年派了宗座代表剛恒毅總主教來華,直接代表教廷,進行一些提升國籍神職地位及尊重中國主權的措施,但仍免不了法國的干預,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歐美各國放棄不平等條約後才罷手。教廷與中國的通使一直到一九四三年年初才由中國單方面派使,中梵首次雙方派任公使要到一九四六年才實現,然而,其時中國已面臨內戰,局勢動盪。在無神論的共產黨逐漸取得中國政權的過程中,中國的國籍主教有不少帶領所轄區內的修生,逃離大陸,欲保存元氣。而教廷駐華公使雖不願離開羊群,但不久也在一九五一年被驅逐出境,來到香港,一年後,以台北的郭若石總主教晉牧為名,轉進臺灣,並留在臺北,公使館亦隨之遷移。

由於美蘇的冷戰,中共的鎖國,在臺灣的中華民國與教廷關係一度提升到大使層級,但在一九七一年中共進入聯合國後,教廷為了與中國大陸改善關係,梵蒂岡駐台的層級降為臨時代辦,直到今日,教廷成為臺灣唯一在歐洲的邦交國,而教廷與中國大陸的關係仍在談判中,氣氛時好時壞,傳言甚多,但仍因主教任命權等關鍵性問題,未能解決。

由此可見,中華民國成立以來,與教廷的關係相當複雜,也是外交史上極為獨特的現象,研究起來相當不容易,不但跨國,而且在史料上也有中、英、法、意及拉丁文等語種,令人望而卻步,然而陳聰銘博士卻勇於處理此棘手問題,值得欽佩與慶賀。

陳博士為法國里昂第二大學歷史學博士,博士論文討論耶穌會在臺灣的發展,獲得法國優秀漢學論文獎。近年來一直對於中梵關係有極大興趣,本身又通曉英、法、中等語文,並吸收意及拉丁文資料文獻,因而能旁徵博引,冶各方史料於一爐,將百年來教廷與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關係史整理爬梳,花了近十年時間,積極查詢收集資料,奮力撰成此書。

此書有三大特色:一是史料蒐羅宏富,各種不同語種及立場之文獻均盡力蒐集;二是採取儘量客觀的國際政治視野,希望不受意識形態的影響,以事實為本進行論述;三是處理一些當時敏感性的議題,例如:抗戰時期,中、日與教廷建交之競爭,宗座代表蔡甯之角色,大陸「三自運動」及愛國會之成立,梵二會議後之兩岸與教廷之關係,臺灣教會與政府的反應等,此書均有詳盡分析,娓娓道來。

本人在此書付梓之前,有幸先睹為快,深覺此書立論深入淺出,視野宏闊,是一本很值得一看並參考的外交史。閱讀之後,得到許多知識,也對中梵複雜的外交關係有了進一步的瞭解。開券有益,此書尤其如此。

撰文:古偉瀛,國立臺灣歷史系名譽教授。

本文轉載自《天主教週報》第375期第1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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