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魏明德 (Fr Benoît Vermander,S.J.)
人籟論辨月刊2009年5月號

譯/張令憙

賴甘霖神父(Fr. Andrés Díaz deRábago)可能是今天台灣最有名的西班牙人。

這位九十二歲的耶穌會神父聞名台北,因為他有著富於感染力的笑聲,並且熱切地將溫暖散播給遇到的每個人。

賴甘霖神父也是「賴醫師」,年紀輕輕便取得醫學博士學位,專長是斷層攝影,運用於脊椎部分的放射線醫學。他回憶道:「當時全西班牙只有六部斷層攝影儀器。」

今天他仍不斷在一家又一家醫院奔走,去探訪關照他的耶穌會弟兄以及許許多多其他朋友。

他於1970至2000年間在台灣大學教授醫學倫理,並一直擔任天主教護士協會的輔導神師至今,因此他去醫院探訪了無數次,幾乎每次都會遇到熟人親切地跟他打招呼。

家承

不像幾百年前征服美洲和菲律賓的西班牙人那樣(他們也企圖征服台灣過),賴神父並非好戰的那一型。

但這可不表示他的生活一直都平靜無事。

事實上,他的故事反映出西班牙及世上其他地方在二十世紀所經驗的許多事件與悲劇。

賴神父於1917年生於嘉里西亞(Galicia),這個省份鄰接葡萄牙,經濟困窘。他的祖父在大學教希伯來文和社會學,但最關切的卻是農村貧窮問題,一直想方設法幫助他摯愛的嘉里西亞發展。

他著書甚多,還寫過一篇很有影響力的文章,探討「農村信貸」(rural credit)。因此他過世之後,他最小的兒子(賴神父的父親)繼承了部分土地,便毫不猶豫地賣掉整塊地,開設養殖漁場,希望能夠提供長年失業困苦的人工作機會。

他娶了一位年輕女子,家庭背景雖非同樣的書香門第,卻和賴神父的家庭抱有類同的社會關切。

賴神父的外祖父幾乎是無心插柳地開辦了銀行,因為他素有廉潔正直的名聲,附近的農民將產銷資金委託給他,他則給付利息,就此經營起家庭銀行。

賴神父的媽媽也活躍於慈善事業,她著手興建便宜的住宅單位,好讓窮人也能擁有自己的屋子,而這只是她數項慈善計畫創舉之一。


此外她還有餘暇生了十個孩子,其中四個死得很早,安德肋(Andrés,賴神父的西文名字)排行第七,他最小的妹妹(她也生了十個孩子)至今尚在人間。

「 我母親總是不得空閒,忙這忙那的,她很願意幫助地方上的窮人或我父親漁場的雇工。她也非常愛我們。她的愛是無私的。當我決定進入耶穌會,後來又決定到中國去,她告訴我:別為父親和她擔心,只管去做我覺得必須做的事.。」

這個家庭不只有著根深蒂固的基督信仰,還伴隨社會關懷的先驅意識。賴神父還有一個哥哥也是醫師,後來擔任某醫院的院長,因為公開對西班牙醫院的衛生狀況「表示遺憾」,被當時衛生部門的首長逼迫撤回言論,不然就得離職,而他毫不遲疑地選擇了離職。

賴神父最小的弟弟也是耶穌會士,後來在成為西班牙遠距學習的先驅。

然而二十世紀前半葉的西班牙政治動盪,右派與左派的對立越來越激烈,而天主教徒多半支持右派,反教權主義者則與左派聯手(但在巴斯克地區並非如此,當時這區域同時擁護共和政體,也歸屬天主教),終於在1936年爆發內戰。

賴神父有一位兄弟死於戰爭,他自己也在軍中受傷。

或許也是基於這個經驗,內戰結束,他取得醫學文憑之後,才會選擇進入耶穌會。

他自認這是個困難的抉擇。

無論如何, 1 9 4 0 年安德肋進入耶穌會在薩拉曼卡(Salamanca)的初學院,就此展開人生新的一章.。

中國、菲律賓、東帝汶

安德肋唸完大學後才決定修道,但其實他早孩提時期便夢想成要當傳教士。

最後他實現了夢想,於1947年抵達北京,可以說是剛脫離西班牙內戰,就又捲進中國內戰裡。

他在南京待了幾個月以後去了上海,1949到1952年都留在那裡,並在上海接受祝聖成為神父,那也是中國最後一批外國傳教士晉鐸。

「我愛中國,」他至今仍這麼說:「在那些患難日子裡建立的友誼,根紮得很深很深.。」

在中國五年後,他跟其他所有神職人員一樣,都不得不離開,而這次他的目的地是菲律賓。

他在那裡取得了第二個博士學位──神學博士,之後他在馬尼拉的一所大學教書,同時管理宿舍。

「我很忙,忙到沒空休息,」他回憶說:「任務一項接著一項來。你猜後來怎樣?我又像愛上中國一樣愛上了菲律賓──但就算有了新歡,我還是從來沒忘記過舊愛。」

不久後,賴神父又有機會愛上另一個國家──東帝汶。

1961年,他接受任命成為那裡的神學院院長,在當地停留了八年之久。

當時這國家仍是葡萄牙殖民地,非常貧苦, 處境甚至可用悲慘來形容。

「某方面來說,當時神學院是唯一真正的中學。我們有一位了不起的主教,他明瞭東帝汶很快就要獨立,神學院的角色不單是培育神父,也要培育一些有能力帶領國家走向和平進步的公民領袖。」

而獨立後東帝汶的第一任總統拉莫斯霍塔( Jos Manuel Ramos-Horta,也是199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果真就是這所神學院的學生。

賴神父在東帝汶八年,接觸極度貧苦的人,又見證了當地尋求尊嚴和政治獨立的覺醒時期,這對賴神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經驗,到現在他還滿懷歡喜和欽佩之情,笑著追憶當年在主教辦公室的某一天:「電話鈴響了,是軍事統領打來的,他忿怒地質問主教,為什麼最近的一次村莊暴動中,所有的領袖都是天主教徒培育出來的。主教講完電話,轉身向我歡呼:感謝天主,我們培養的人有能力造反!」

說到這裡他又笑了──在東帝汶的日子讓他了解到,自己的任務是去幫助他人的個人成長,就算不符合自身的感受或選擇,也要深切尊重每個人依循個人良知的指引所選擇的道路。

愛上台灣

賴神父帶著在菲律賓和東帝汶的青年工作經驗來到台灣,那時是1969年(因此他今年慶祝來台四十年)。

他已經五十二歲,但又再度戀愛了,而這確實是他生命中最長久的一段愛情,因為他到今天還在這裡!

他津津有味地追溯自己在台大教授倫理學和拉丁文的往事,但更強調自己在職校擔任輔導的角色:「比起那些必須準備考大學的高中生,這些孩子的心理發展更快速,令我很訝異。」

協助青年在心理與心靈上發展成長,是賴神父所熱愛的工作。

「當我來到台灣時,感受到青年承受的重量。我希望他們能過更健全正常的生活。我看到個體臻於成熟的歷程,也見證了獨立思考的覺醒。在台灣的這些歲月,我看到這裡所發生的事,跟我青年時代在西班牙的經驗有類似之處,不過台灣人走這條政治之路的方式理性多了。」

賴神父在台灣的四十年彷彿過得很快。

對於結識了這麼多學生,而且至今還會遇見許多老學生,他也樂在其中。他生命中所經歷的一切, 在在讓他肯定當初加入耶穌會的選擇。

「假如我當初決定結婚當醫生,我的生命不會像今天這麼豐富有成果。讓我決定進入修道生活的理由,今天看來和七十年前仍然一樣,但這些理由變得更真實、更具體。我青年時相當理想主義,如今我以愛服務他人的心願,卻很具體地跟現實狀況連結在一起。」

「一個傳教士必須認同他所生活的那塊土地。」他突然打了個寒顫:「假如我必須離開台灣,對我來說真是太可怕了!」不過,高齡九十二,他有信心能夠愛台灣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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