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周刊:梵蒂岡圖書館共有約7000種中文收藏,其中很多都是由傳教士帶過去的。在當時,傳教士是怎樣向歐洲介紹中國的?他們的介紹對西方認識中國有哪些的價值?

裴佐寧:最開始時,西方對中國所有的認識都來源於讀馬可.波羅的遊記,所以16世紀中葉之前,歐洲人一直以為中國就是300年前馬可.波羅寫的那樣。而在這之後,傳教士來到中國,通過他們口頭的或是文字的介紹,逐漸傳到西方去,歐洲人才真正開始認識中國社會是什麼樣的。

在利瑪竇進入中國的幾十年之後,在歐洲有一位耶穌會士柏應理,他用拉丁文在歐洲出版了介紹孔子思想、言論的書,把孔子作為哲學家的代表介紹給歐洲。這本書在歐洲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被許多哲學家作為閱讀參考的材料,包括18世紀非常著名的哲學家萊布尼茨,他也閱讀了這本書。

所以歐洲對中國更實際、更現代的認識很大程度上都來源於傳教士帶過去的新的知識和認識。其中柏應理寫的《中國聖賢孔子》,我們這次在國家圖書館中國典籍檔案館的展覽中看到了,我也邀請中國的讀者可以去看看那個展覽,做得非常好。

布魯蓋:在利瑪竇到中國一個世紀以後,中國是整個歐洲的夢想之地。18世紀時,中國在歐洲變成了很時髦的思潮,不僅是哲學,還包括藝術方面,傢具、瓷器,可以稱之為「中國風」。那時我們就能看到歐洲的巴洛克風格和中國藝術的一個結合。在很多歐洲宮廷的宮殿裡,都會有一個中國廳,比如在馬德裡、都靈、巴黎和柏林,這些廳裡都擺著中國瓷器和中國傳過來的、中國風格的東西。當年布魯西亞國王對中國風就非常非常著迷。

中國新聞周刊:自明清之際傳教士進入中國以來,天主教在中國不斷地發展壯大,現在也有了眾多教徒,作為執掌羅馬聖教會檔案及圖書的總主教,你怎樣看待天主教在中國的發展歷史與現狀?

布魯蓋:我對於中國的具體情況並不了解,但我覺得天主教在中國的發展,是不可能把宗教和中國的傳統完全切開來的。從歷史上講,傳教士在中國傳教、發展教徒,對天主教的發展而言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天主教這個詞的意義就是「普世」,所以天主教在西方世界發展,然後中世紀末期向美洲發展,一個世紀之後,又通過傳教士在中國、日本、印度的工作向東方來了。

中國新聞周刊:羅馬教廷對與非宗教國家的交往是怎樣的態度?面對一些可能存在的分歧,如何能夠互相尊重又友好交往?

布魯蓋:在來梵蒂岡圖書館工作之前,我在法國工作。法國是一個典型的非宗教國家,從1905年開始法國就是非常嚴格的政教分離,政治和宗教嚴格分開,但他們就能以很好的方式互相尊重、和平共處。所以我也在問,在其他國家,在那些現在已經是或未來可能是政教分離的國家,能不能達到和在法國一樣的狀況?

古老圖書館的新挑戰

中國新聞周刊:這次為什麼會選擇和中國方面合作開展這個數字化的項目,將中文文獻複製並在中國出版?

裴佐寧:這個項目最早是由中國方面提出來的。最開始是有中國學者來我們這裏做研究,他們提出想了解我們圖書館裡到底有哪些有關中國的文獻,希望能夠介紹給更多的中國學者,使他們能夠更全面、更具體地了解並使用這些資料。中國方面很熱情地向我們解釋了國內清史編撰的情況,也告訴我們,梵蒂岡圖書館所收藏的一些資料、歷史文獻在中國是不容易找到的,甚至是沒有的,所以我們就批准了這個項目。之後,我們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商討具體應該怎樣來進行規劃,並簽署了合同。此後,任大援教授就第一次到我們這裏,開始了對中國文獻資料的照相複製工作,累計工作了超過24個月。

布魯蓋:我是2012年6月被任命為梵蒂岡圖書館和檔案館總館長的,這個項目剛開始時我還沒有上任,我非常高興了解這個項目的起始和發展情況,主要有三個原因:首先,這個項目具體的專業內容非常符合我們圖書館的研究傳統。

其次,因為梵蒂岡圖書館從15世紀中葉創始開始,我們的一個主旨就是向全世界的學者開放,而這個項目對於圖書館向中國開放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第三個原因,也是藉此機會可以作為一個櫥窗,向中國展示我們的圖書館。所以在我接觸這個項目之後,就向中方合作者提出了這個要求,什麼時候條件成熟了,梵蒂岡圖書館和中國的圖書館能夠合辦一個展覽,把梵蒂岡圖書館介紹給中國民眾。

中國新聞周刊:數字化已經日益成為了當今圖書館行業的一個發展趨勢,梵蒂岡圖書館和檔案館作為有著如此古老歷史的圖書館,是否在當今的時代也面臨一些新的挑戰?(未完待續)

本文轉載自新浪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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