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三十二年,皇上高燒不退,宮廷徹夜不眠,太子開始監國。恰逢幾個歐洲耶穌會傳教士剛好溜達到了北京,往宮裡一打聽,嘿,這癥狀好像是瘧疾啊,那給點兒奎寧不就能好了嘛!

這傳教士筆記中的「奎寧」,可不是後來我們熟悉的西醫常用的片劑。「奎寧」本身據說是秘魯語中「樹皮」的意思。在大約康熙初年的時候,西方人從南美洲印第安人那裡學會了用金雞納樹皮治療瘧疾的本事,隨即一發不可收拾,甚至壟斷了南美洲金雞納樹皮的生產。

於是教士們捧著樹皮上皇宮了。

每次只要想想清末朝廷閉關鎖國后、滿朝文武都沒幾個搞得清啥是「英吉利」啥是「法蘭西」的局面,就覺得康熙年間皇室與耶穌會傳教士的這種親密很奇妙。皇帝端坐宮廷中,能了解人類文明所有的精華,對幾何、天文、地理乃至人體解剖學都有研究。為什麼接下來這國家的走向卻會是故步自封,一路落後呢?

在康熙三十二年那個皇帝深為瘧疾所困的夜晚,西方文明再一次發揮了它的「神效」。宮裡先是找來另外三個發燒的病人,按傳教士說的,把樹皮研磨成粉,混著酒給他們服下。三個人全都康復了。

但這事兒還沒完。太子聞知此事,把那些想著用西藥的「冒失輕率」的大臣罵了一通:要是有什麼其他看不出來的害處怎麼辦?於是,高層人士為政治責任糾纏了起來。根據傳教士的筆記,四大臣最後豁出去,為了跟太子證明沒啥好怕的,乾脆以身試藥。晚上六點多鍾,太子親手調了葯,大臣們喝下就睡覺去了。只有皇帝在病痛折磨中又過了一天。

到這天凌晨三點,一夜沒睡好的康熙打聽了一下,那幾個大臣還睡得好好的呢!於是他直接就把葯吃了。天一亮,病就好了,皇帝還在等燒重發,等來等去沒等著第二次。

「整個皇宮都陷入了巨大的喜悅之中」,傳教士得意地記載道。

那一刻,傳教士是看到了東西方文明交匯的曙光嗎?

西方科技昌明,皇帝對此想必最有切身體會。既然如此了解,則其接受上帝,也是指日可待之事吧?

至少傳教士們在筆記中一直抱持著希望。與後來人不同,耶穌會傳教士從不吝嗇對東方文明與中國皇帝的讚賞。康熙是如此好學、聰穎而又謙遜,他與傳教士能如師生一般相處,一起研究天文地理。消息傳回歐洲,文人大哲們也紛紛稱讚東方的開明,「東方熱」席捲歐洲,倫敦暴發戶的標配,就是一套屋檐上站著龍的山寨款中國傢具。

西洋醫學亦開始盛行於清朝宮廷,武英殿的露房被辟出來,專門擺放「西洋藥物」。

不過,那時的所謂「西藥」,也就是丁香、豆蔻、肉桂油一類,與需要煮服的中藥最大的不同,似乎也就是它們往往呈膏狀,有時凝固得厲害,勺子都挖不出來。

還有一種神奇的「西藥」名叫「德里鴉噶」,也是傳教士進獻的,療效是「包治百病」,但凡阿哥臣子突染什麼久治不愈的毛病,太醫就會無視御藥房,轉而問皇上討一味西藥來吃吃–服用方法還是太醫開的方子:德里鴉噶解毒化疹,兼用西瓜津清其煩熱;討用德里鴉噶,兼用理中湯醫治……

所以,那時候的中西醫,並不像如今這般涇渭分明,或者說,真正與中醫截然不同的,不是所謂「西醫」,是現代醫學。

而恰恰是治好了康熙皇帝的金雞納樹皮,在歐洲,一點點撬動了統治西方醫學界近兩千年的蓋倫主義醫學。古希臘醫學家蓋倫提出的「四體液說」,從氣、水、火、土四種基本元素的方面來治病,一直被西方人所信奉。因為相信生病的人總是「熱」而且「濕」,於是在發燒時排出又熱又濕的體液就成了一種治療方法–那年頭,歐洲的富人常常會被醫生放血放到暈厥,可以肯定,康熙一定也從傳教士那兒聽說過放血療法。

但它解釋不了金雞納樹皮對發燒的療效。

也正是康熙年間,歐洲的化學家與生理學家開始將醫學思想發展成為一種精確的科學。人們嘗試用實驗去證實結論,揭示真相。而做實驗,似乎也是康熙皇帝的興趣之一。

是的,那個西洋文明蓄勢待發的時代,我們也曾見證。然而無論如何,這些事物的影響力,從不曾步出宮廷。

用現代人的眼光來看,康熙朝似乎是與現代文明的萌芽擦肩而過,皇室成員享受過它帶來的便利,卻不曾意識到這些新知蘊藏的力量。但回頭想想,歐洲社會裡學者爭相研究金雞納樹皮之奧秘的場景終不會出現在我們這裏,就像「德里鴉噶」,不管用處再神,也就是與西瓜津配合使用的一味葯罷了,誰關心它究竟為什麼起效呢?

文明漫不經心地交匯過,又各自朝自己的方向散開。落後,總在最興盛的時刻被寫下。

本文轉載自新浪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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