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晚期,耶穌會士剛進入中國的時候,西方教會並沒有堅決考慮用和平方式,來打開傳教大門。我們最熟悉的耶穌會士利瑪竇抵達澳門的那一年--1582年,另一位西班牙籍耶穌會士阿隆索.桑切斯也來到了澳門,他就認為,"勸化中國,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借重武力"。事實上,這種觀點在當時的西方教會中並不罕見。出人意料的是,從義大利籍的耶穌會士范禮安開始,到他的同胞利瑪竇,再到此後的湯若望,他們卻選擇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用古老的平和的"文化適應"方法來宣教。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智慧,也是一種勇氣。由於這些智慧和勇氣,他們被後世看作是"巨人"。現代耶穌會士、美國基督教史專家喬治.H.鄧恩在《一代巨人》中,為我們講述的就是這些"巨人"的故事。

我們今天再回顧這段歷史時,總是習慣於過多地將目光停留在利瑪竇、湯若望等人帶來工具性的科技交流之上,卻甚少關注明末清初耶穌會士在華傳道期間,中西文化在宗教、思想等更深層次方面的交流。事實上,正是有了這種深層的交流,才令"利瑪竇們"採取的"文化適應"的傳教策略獲得成功。鄧恩在《一代巨人》中記錄道,從范禮安開始,這些耶穌會士們就注意到,天主教"要回歸到最初的、發生潛在作用的角色,悄悄進入中國文化的軀體,並盡力使之發生內在變化";利瑪竇也同樣認為,"如果天主教想要深入地進入到中國的生活,就必須從儒家學說中尋找一些接觸點"。

鄧恩將范禮安、利瑪竇、龍華民、金尼閣、湯若望、南懷仁……這些"摩肩接踵"進入中國的耶穌會士稱為"一代巨人",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從傳道角度評價;然而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耶穌會士帶來的東西方文明間的和平碰撞,也令他們足以配得上這個稱號。正如《一代巨人》最後所說,"這為數不多的一夥人,幾乎以他們所創建的中國與歐洲的思想聯繫,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進程,也改變了自那以後的世界"。

本文摘錄自天主教上海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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