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神父問我:"聽懂了嗎?"我說:"懂。"勞神父就把那個白紙包兒交給我,一面說:"這個包包,是我給你帶回家去的。可是你得記住:你得上了火車,才可以打開。"我很懂事地接過了他的包包。

從勞神父處回校後,大姐姐的許多同事–也都是我的老師,都知道我得了這麼個包包。她們有的拿來掂掂,搖搖;有的拿來聞聞,都關心說:包包裡准是糖。這麼大熱天,封在包包裡,一定化了,軟了,壞了。我偷偷兒問姐姐"真的嗎?"姐姐只說:"勞神父怎麼說的?"我牢記勞神父囑咐的話,隨她們怎麼說,怎麼哄,都不理睬。只是我非常好奇,不知裡面是什麼。

這次回家,我們姐妹三個,還有大姐的同事許老師,同路回無錫。四人上了火車,我迫不及待,要大姐姐打開紙包。大姐說:"這是小火車,不算數的。"(那時有個小火車站,由徐家匯開往上海站。現在早已沒有了。)我只好再忍著,好不容易上了從上海到無錫的火車,我就要求大姐拆開紙包。

大姐姐撕開一層紙,裡面又裹著一層紙;撕開這層,裡面又是一層。一層一層又一層,紙是各式各樣的,有牛皮紙,報紙,寫過字又不要的廢稿紙,厚的、薄的、硬的、軟的……每一層都用漿糊粘得非常牢固。大姐姐和許老師一層一層地剝,都剝得笑起來了。她們終於從十七八層的廢紙裡,剝出一隻精緻美麗的盒子,一盒巧克力糖!大姐姐開了蓋子,先請許老師吃一顆,然後給我一顆,給三姐一顆,自己也吃一顆,就蓋上蓋子說:"這得帶回家去和爸爸媽媽一起吃了。"她又和我商量:"糖是你的,匣子送我行不行?"我點頭答應。糖特好吃,這麼好的巧克力,我好像從沒吃過呢。回家後,和爸爸媽媽一起吃,尤其開心。我雖然是個饞孩子,能和爸爸媽媽及一家人同吃,更覺得好吃。

一九三○年春假,我有個家住上海的中學好朋友,邀我和另一個朋友到她家去玩。我到了上海,順便一人回啟明去看看母校師友,我大姐還在啟明教書呢。我剛到長廊東頭的中文課堂前,依姆姆早在等待了,迎出來"看看小季康",一群十三四歲的女孩子都跑出來看"小季康"。我已過十八周歲,大學二年級了,還什麼"小季康"!依姆姆剛把學生趕回課堂,我就看見勞神父從長廊西頭走過來。據大姐姐告訴我,勞神父知道我到啟明來,特來會我的。他已經八十歲了,大鬍子已經雪白雪白。他見了我很高興,問我大學裡念什麼書。我說了我上的什麼課,內有論理學(編者注:邏輯學),我說的是英文logic,勞神父驚奇又感慨地說:"Ah!Loguique!Loguique!"我又賣弄我自己學到的一點點天文知識,什麼北斗星有八顆星等等,勞神父笑說:"我歡迎你到我的天文臺來,讓你看一晚星星!"接下來他輕籲一聲說:"你知道嗎?我差一點兒死了。我不久就要回國,不回來了。"他回國是落葉歸根的意思吧。他輕輕抱抱我說:"不要忘記勞神父。"我心裡很難受,說不出話,只使勁點頭。當時他八十,我十八。勞神父是我喜愛的人,經常想念。

我九十歲那年,鍾書已去世,我躺在床上睡不著,忽然想到勞神父送我那盒巧克力時講的故事,忽然明白了我一直沒想到的一點。當時我以為是勞神父勉勵我做人要堅定,勿受誘惑。我直感激他防我受誘惑,貼上十七、八層廢紙,如果我受了誘惑,拆了三層、四層,還是有反悔的機會。但是勞神父的用意,我並未瞭解。

我九十歲了,一人躺著,忽然明白了我九歲時勞神父那道禁令的用意。他是一心要我把那盒糖帶回家,和爸爸媽媽等一起享用。如果我當著大姐那許多同事拆開紙包,大姐姐得每人請吃一塊吧?說不定還會被她們一搶而空。我不就像叫花子被逐出王宮,什麼都沒有了嗎!九歲聽到的話,直到九十歲才恍然大悟,我真夠笨的!夠笨的!

我從書上讀到有道行的老和尚,吃個半饑不飽,夜裡從不放倒頭睡覺,只在蒲團上打坐。勞神父也是不睡的,他才有閒空在贈我的糖盒上包上十七八層的廢紙。勞神父給我吃的、玩的,又給我講有趣的故事,大概是為他辛勤勞苦的生活,添上些喜愛歡樂的色彩吧!

編按:楊絳,1911年7月17日生於北京,本名楊季康,江蘇無錫人,中國著名的作家、戲劇家、翻譯家。其父認為啟明中學要比同為天主教辦的光明中學、向明中學更為嚴格,在這裡小楊絳與勞神父成了好朋友。晚年撰文《勞神父》以資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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