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達法國後,高類思與楊德望順利進入位於拉夫雷斯的皇家學院,學習法文、拉丁文,並研修神學、邏輯學等學科。在該學院畢業後,二人來到巴黎,請求到修道院做修士,但法國耶穌會會長參酌在華耶穌會教士之意見,也考慮到中國的實際國情,未予批准,而是安排二人在耶穌會繼續學習。

1763年,法國耶穌會突然解散,高類思、楊德望的去留頓時成了問題。所幸在布羅開維爾、克拉和聖•弗羅倫汀伯爵等知名人士的大力幫助下,法國政府為二人提供了750利耳的年金,使他們得以繼續在巴黎從事研究工作。

1764年,高類思、楊德望學業結束,決意歸國服務,擬乘坐法國印度公司的海船,逐申請於當時兼管該公司的柏坦宰相。柏坦為愛惜人才及深入溝通中法兩國文化、學術、工藝之交流,奏請法王路易十五將二人留學期限再延長一年。路易十五欣然准奏,並給予二人以豐厚的賞賜,其中包括體現了法國美術、工藝及新式科學利器水準的諸多物品,如望遠鏡,顯微鏡、手攜印刷機、精密器械,以及精美的裝飾玻璃、琺瑯製品、金表等。

高類思、楊德望自然欣喜異常,在這延長的一年中,他們不辭幸苦,為研究中法兩國工藝美術的異同及法國科學儀器的製作,從里昂到多非內,參觀了眾多的工廠、作坊,且跟從名教授布呂松與凱德研究物理學、化學、博物學,並學習西洋繪畫與銅版雕刻術,以備歸國後使用。
1765年1月16日,在法王路易十五的資助下,高、楊二人乘坐法國印度公司的什瓦則爾號海輪歸國。而此時,二人獲贈法國財政大臣杜爾閣特地為他們撰寫的《中國問題集》和《財富之成立及其分配》兩書,更使他們驚喜而感動。法國古典經濟學家杜爾閣非常熱愛中國文化,對孔子更是極為尊崇。他結識了高類思和楊德望後,對兩位留法中國青年學者的深厚學養及儒雅氣質極感興趣,故有寫書相贈之舉。

《財富之成立及其分配》一書的1793年英譯本序文中曾述及:"是時有留法之中國學生二人,得法王膏火,將返母邦,杜爾閣之著斯書,即所以貽此二人者。蓋當時法國之經濟學家,皆以中國為修明政治之邦,予二人以膏火者,欲其以國中之實情相告。故杜爾閣特備問題一束以供其解答之用,而同時複作此書以貽之,俾其對於此種問題之目的,有深切之瞭解焉。"

有趣的是,英國著名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曾於1764年至1766年留學法國,與杜爾閣過從甚密。他後來的名著《國富論》也確乎從杜氏《財富之成立及其分配》一書中汲取了不少學術營養,由此亦可證實二人之友誼有感情與學術之深厚基礎。

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1月下旬,高類思、楊德望歷時一年,鯨波萬里,回到了闊別十餘年的北京,受到在京耶穌會教士們的熱烈歡迎。北京耶穌會對杜爾閣希望瞭解中國相關資訊的願望頗為重視,在京傳教士們協助高類思、楊德望認真研究,依次加以答覆。其中包括中國之土地、資本、勞動及農業經濟方面的種種問題;中國造紙、印刷、紡織之原料、制法;中國地質、陶土、紙、墨、茶葉等等,以及在華之猶太人、韃靼人和苗族等人文歷史問題。作為著名古典經濟學家,杜爾閣關注著遙遠東方古國的種種經濟、人文形態,確實令人感動。

大量的相關資訊及研究成果陸續寄往了法國巴黎,彙編成《北京耶穌會士中國紀要》,按卷依次出版,為歐洲學術界瞭解和研究中國提供了寶貴資料。其中,高類思獨自研究和撰寫的《中國古代論》在歐洲引起很大反響,而巴黎更將北京耶穌會提供的圖畫《中國兵法論》及繪圖《米穀保存法》單獨印行出版。高類思於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因病在北京去世。楊德望後來前往江西服務,於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去世。
儘管由於年代的久遠及相關史料的缺失,中國最早赴歐留學生的詳情已鮮為人知,但從鄭瑪諾、沈福宗、樊守義,到高類思、楊德望諸人,他們不畏旅途艱險,相繼前往歐洲,為中歐文化的交流與人民間的溝通做出了切切實實的貢獻,歷史留下了他們的履痕,也刻寫下他們曾經的印記。(全文完)

本文轉載自中國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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