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元1583年,義大利耶穌會教士利瑪竇由澳門來到中國後,德意志人湯若望、比利時人南懷仁、法國人白晉、張誠、金尼閣、馬若瑟、雷孝思、蔣友仁及義大利人郎世寧等耶穌會教士相繼來華。他們帶來歐洲文藝復興後的新興科學,從天文、曆算、物理、化學,到醫藥、生物、機械、水利,乃至西洋建築、美術、哲學、法學等諸多領域的最新成果,西學東漸,為中華文明注入了新的內容,亦引起國人的極大興趣。

與此同時,來華耶穌會教士在耳濡目染中,對中華傳統文化藝術產生濃烈興趣,他們將中國的歷史、小說、詩歌、戲劇、國畫、書法以及儒學、道學、佛學等經典傳播介紹到歐洲,從而掀起泰西多國一波又一波的"中國熱"。東學西漸,為數眾多的歐洲人士對神秘而古老的中國產生了更多的好奇和好感。正是在這一時代的大背景下,中國有了最早的赴歐留學生。有趣的是,這些留學生既非朝廷公派,亦非自費留學,而是隨同耶穌會教士返國,或借助彼等推薦而來到歐洲的。

西元1650年(順治七年),廣東香山澳(澳門)24歲的鄭瑪諾,隨同耶穌會教士義大利人衛匡國乘船前往義大利,後入羅馬公學修習"格物窮理探究之學",即物理、化學、生物等自然科學。衛匡國系著名學者,在華期間曾走遍諸多行省,抵京師、登長城,測定各省重要都市之地理位置,製成《中國新圖》,使舊有之中國地圖面貌一新。衛匡國撰有《中國上古史》、《韃靼戰紀》,詳實客觀,為中外史學界所倚重之信史。鄭瑪諾得衛匡國之助,積10年苦學畢業於羅馬公學,堪稱中國第一位赴歐留學生。他于1617年返國服務,住在北京,不幸於4年後病逝,年僅38歲。

西元1680年(順治十七年),江蘇江甯(南京)人沈福宗隨耶穌會教士柏應理赴歐留學。期間沈福宗曾應邀到英國,協助牛津大學圖書館館長哈德完成其學術專著《中國度量衡考》,該書於1688年在牛津大學出版。哈德對中國象棋很感興趣,沈福宗便和他在閒暇時切磋棋藝,兩人對中國象棋做了多方面研究。1685年,英國國王詹姆士二世舉行登基加冕典禮,沈福宗應邀出席了此次盛典,成為獲此殊榮的第一位華人。

西元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山西平陽人樊守義與耶穌會教士艾若瑟同行,前往歐洲留學,樊守義在國外14年,曾遊歷多國,山川風物,親見親聞,撰有國人第一部歐洲遊記《身見錄》,原稿現藏羅馬圖書館。樊守義於1721年學成歸國,在京畿地區傳教,1753年因病與世長辭。

康熙年間,有一福建興化人黃姓者,其名已不可考,隨同在四川最早傳教的耶穌會教士利俄來到歐洲,他在巴黎的國外傳教學校研究室學習並進入皇家圖書館工作,後娶法國女子為妻,1716年病故於巴黎。當時法國人對中國文化及藝術趨之若鶩,對於黃姓的到來極表歡迎。法國著名學者歧尼在其著作中曾述及黃姓,他說:"路易大帝(路易十四)時代,中國人有黃君者來法,長老畢囊留他在皇家圖書館從事研究工作,曾作論文數篇,不幸病故,未能卒業。佛爾芒先生為當代聞人,博學重望,嘗受命查閱黃君遺著。厥後久經困難,方計畫編成一部《中法字典》"。顯然,黃姓者在巴黎的主要工作是要編就一部《中法字典》,因病去世而未能畢其功,惜哉!

西元1721年,因此前法王路易十四贈中國西洋書籍甚多,康熙帝禮尚往來,精選中國典籍四千冊,派遣耶穌會教士傅聖澤專程護送,還贈法國國王。有國人胡約翰(教名)者,應徵隨傅聖澤遠赴歐洲,擔任這批中文典籍的解釋者。胡約翰雖已加入教會,顯系飽學之士,否則朝廷亦不能首肯,而胡約翰之赴歐,則頗類後世之訪問學者,留學之事,反在其次。不過,胡約翰對十八世紀之中法文化交流倒確乎做出了實實在在的貢獻。

西元1723年(雍正二年),義大利耶穌會教士馬國賢返回歐洲,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設立中國語言學校。歸途中,馬國賢偕同四位中國青年人同行,一路上,馬國賢向他們宣講福音,並施以傳教之必要的教育。由於史料的缺失,我們只知道四人中一名顧約翰,一名殷約翰,其它二人姓氏已不可考,到葡萄牙後的情況亦付諸闕如。

西元1754年(乾隆十八年),澳門碼頭上,21歲的高類思和20歲的楊德望登上法國印度公司的大帆船駛向浩瀚的大洋。此行是受北京耶穌會派遣,前往法國留學,同行者中亦有一陳姓者,名字不詳。高類思與楊德望均出生于北京,父母都是基督教徒,兩人都在北京的教會學校讀書。此番能赴法深造,對二人來說當然是求之不得的機遇,而從教會到父母也都對這兩位年輕學子寄予了殷切的期望。(未完待續…)

本文轉載自中國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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