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柯立德

金魯賢(聖名磊思),曾是天主教上海教區助理主教(任職於1985-2013)。他在當代的中國天主教會中,是最重要和備受爭議的人物之一。1916年他出生於上海的一個天主教家庭,受過上海法籍耶穌會士學校的教育,後來也加入耶穌會。他經歷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動亂時代,遭遇過戰爭和革命,見到了1949年毛澤東及共產黨的勝利,之後遭逢了打壓中國基督徒的那些殘酷運動,當時被毛理論認作敵人的人不計其數。

他在1955年被監禁,直到1982年才獲得自由,那時中國政府剛放棄毛式共產主義,轉向強勢的國家資本主義,卻無誠意地繼續搖著革命紅旗。當時中國的基督徒,包括基督教和天主教,都分為兩派,被稱為「地下」與「地上」。為天主教來說,「地下」教會忠於和羅馬教廷的聖統聯繫。另一派則以複雜心態接受「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和政府的宗教政策。金魯賢獲得自由之後,不僅成為「地上」教會的領袖之一,也做上海教區主教。他很有能力,得以重建上海天主教會,重開教堂、修院、和學校,也吸引教友參與教會活動。有些人,包括不少同會會士,認為他是個叛徒;但是其他人卻覺得,他是在極艱難的環境中獲得了特別成就的人。

他的這部回憶錄由韓步瑞(William Hanbury-Tenison)妙手翻譯,只講到他自己在1982年被釋放回上海為止。他憶述自己的青少年時代和在上海受法國耶穌會士教育,還有他在二戰後去羅馬和法國讀書的經歷,很有意思。他有時委婉、有時尖銳地斥責上海的法籍神職界,因為他們緊握教區權力,忽視教宗本篤十五和駐華代表剛恆毅樞機鼓勵中國教會本土化的努力(本篤十五1919年發佈的《夫至大》通諭是主要文獻之一)。

我不認為他說的誇張,當1926年天主教會任命17世紀以來第一批中國籍主教時,一位法國外交部部長警告說:這些主教將會「因他們的自然傾向」而變成異端者,並且會利用他們的職位謀求私利。我在法國外交部的檔案中,發現了這位外交部長的那封電報。部長的觀點本是當時法國社會的流行看法,包括神職或社會人士。如果金主教的憶述是可信的,那麼即使在毛共於1949年掌權,和1950年龔品梅做了上海主教後,上海的法籍耶穌會士還是盡力緊抓權力,想必就是中國人所稱的「後台老闆」。


所有這些都無濟於事。因為在廿世紀50年代早期,絕大部分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外國傳教士,不是自己逃離中國,就是被中國政府驅逐或監禁。龔品梅主教盡他最大努力維護上海天主教會的自由,馬瑞安(Paul Mariani, S.J.)在他《頑強的教會》(Church Militant) 一書中對這一時期有精彩論述。但是好景不常,到了1955年9月,一系列大規模的逮捕嚴重地衝擊了獨立的上海天主教會(譯者:但並沒有被消滅或結束)。龔主教和金魯賢也在眾多被捕者之中,金的回憶錄後半部多是講他的坐監歲月,受到沒完沒了的審問,也被逼承認曾從事反對政府的活動。無論如何,他堅持了信仰,然而出獄幾年後,在政府官員的勸說下,他加入了「天主教愛國會」。他們對他說:「二十年後,你就去天堂了,天主教會將在中國消失。你要為此負責… 你要為教會負責。 」 他聽了他們的建議,並在愛國會的扶持和主導下做了上海教區主教,從此開始重建上海天主教會,並取得相當不錯的成果。

 

不管教會中反對他的人怎樣批評過他,金魯賢還是和教廷改善了關係,因為教廷最終承認了他是上海教區助理主教。無論如何,他仍是爭議性人物,因為他和北京的交往,以及愛國會領導的天主教會享有一些宗教自由,而忠於羅馬宗座的「地下」教會卻繼續被監視、騷擾和迫害。

關於這些歷史,金主教的記載非常有價值,但不是最後的論斷。嚴格來說,回憶錄不是歷史,只是歷史的部分材料,要等歷史學家將其整合於他們更廣泛的研究, 努力獲得比以前更清楚和更確切的歷史描述。受限於它的體裁,回憶錄必須是個人化和範圍狹窄的,只呈現個人的觀點。還有,回憶錄和所有歷史記述一樣,它們有可能是不真實的,儘管這可能不是作者故意欺騙,他們記錄的每件事也不一定真的發生過。

金主教說,他完全是憑著記憶寫了回憶錄,因為他失去了被捕前的所有資料,也知道保存信件或日記會有許多危險。除了這些限度,還要注意到回憶錄是在中國出版,那裡幾乎沒有新聞自由。翻譯回憶錄的人曾在電郵中告訴我,他是根據一本私下印製的回憶錄翻譯的,沒有經過政府官員的審查,可是金主教可能已經自我審查了,他很清楚什麼可以說,什麼不可以說。 回憶錄的某些部分聽起來是北京政府的常用語和定論。例如:當金主教提到「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或把龔主教看作是法國耶穌會士的幌子,他是在說自己的看法,還是他相信讀者會發現這些話背後的意思? 金主教毫不猶豫地譴責文化大革命(1966-1976),但是這已是中國的官方論點,他卻沒提1950年代後期毛澤東造成的嚴重災荒,短短三年,竟有三千萬到四千五百萬人被餓死。


我們無法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讀他的書,自己想答案吧。但最好也閱讀馬瑞安(Paul Mariani, S.J.)的《頑強的教會》(Church Militant),這本書參考了更多中國及西方的官方或非官方歷史資料。 也要明白,中國政府想控制一些教會事務的企圖不是今日共產黨才開始的。早在唐代,朝廷於845年於境內到處迫害佛教和其他宗教,包括聶斯多略教派,某種程度上是因為他們被視為舶來品,可能也對現有社會秩序造成威脅。此後中國朝廷或政府對宗教事務都懷有戒心,盡力控管。 再有,不管是否被迫的,天主教會默認所處社會的文化及政治規範也不是新鮮事。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亨利四世和教宗額我略七世的較量確是互有輸贏。還有類似的例子,例如:1682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四頒佈的「高盧四條」,或更近的,1903年奧匈帝國皇帝約瑟夫否決意大利樞機主教藍博樂(Mariano Rampolla)當選教宗良十三世的繼任人,還有西班牙的佛朗哥自行任命國內主教。

 

我不是教會歷史學家,就不再比較這些歷史事件的異同,留給他人研究。金魯賢主教在教會內外都有崇拜者。他極成功重建了上海天主教會,但是接受政府的監管,這是正確的選擇嗎?大家很傾向說是正確的。現在他已經過世了,我們沒機會看到他回憶錄的第二部了,即使出版,也不知道有哪些背後因素。 再說,故事還沒結束。〖譯者:2012年7月7日,上海教區祝聖了新的輔理主教馬達欽(「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及愛國會則任命他為助理主教),他致謝詞時說,他「不再方便擔任愛國會的成員。」之後即被軟禁在佘山修道院。同年12月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和「主教團」宣布撤銷馬達欽的主教職權,以及他在愛國會和主教團的各項職務。〗金主教已於2013年4月過世,然而上海天主教會仍要繼續面對各種挑戰。

柯立德(Nicholas Clifford)是美國佛蒙特米德爾堡學院歷史學榮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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