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7年5月,一位自稱是中國康熙皇帝特使的法國傳教士輾轉來到巴黎,隨身攜帶著康熙皇帝贈送給法王路易十四的49冊中國書籍。對于路易十四來說,這位神父並不陌生,他就是自己曾經親封的"皇家数学家"–白晉《JoachimBouvet,1656~1730年)。17世紀末,由西方來華傳教士們引發的歐洲中國熱達到頂峰,東西方文明的藩籬被打破,于此刻形成了交點。

17世紀後期,康熙皇帝對天主教的寬容政策使教會力量空前壯大。身為欽天監監正的南懷仁希望趁熱打鐵,于1678年給歐洲的耶穌會總部寄了一封信,呼吁派更多的傳教士來中國。

17世紀,歐洲各國相繼建立國家級科學研究機構,1660年,英國成立皇家學會,1666年,法國建立皇家科學院。法國科學院第一任院長就是路易十四的寵臣、大名鼎鼎的柯爾貝爾,這位重商主義的堅定執行者對發展科學和了解東方文化具有濃厚興趣。與此同時,法國天文臺臺長卡西尼在路易十四授意下,主持了工程巨大的"歐洲測量計劃",畫出一版相當精確的歐洲地圖。但卡西尼仍不滿足,他建議路易十四派人到世界各地去實地測量,精確繪制世界地圖,南懷仁的信恰好迎合了他的想法。好大喜功的太陽王路易十四急于拓展法國的對外影響,增進遠東貿易,于是不久,一個赴中國耶穌會士的六人名單產生了,白晉名列其中。

白晉1656年生于法國勒芒,年輕時在耶穌會學校接受全面教育。在派駐中國前,他和同行的会友被路易十四授予"皇家數學家"稱號。1688年,白晉一行人到達北京時,南懷仁剛剛去世,康熙急需補充欽天監人才,便將白晉與張誠(Jean Franois Gerbillon,1654~1707年)二人留在了北京。

自利瑪竇開始,耶穌會士們就意識到:要想讓中國的學者和官員們皈依天主教,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證明天主教教義和儒家經典並不矛盾。白晉在這一點上更為激進,他認為中國古代經典不僅與天主教教義完全吻合,而且簡直就是教義的最古老的文字記載。他對《詩經》、《禮記》、《史記》等著作都做了不同的解釋,当然有些地方算是牽強附會,如他認為姜螈就是聖母瑪利亞,後稷就是耶穌,帝嚳就是上帝等。更不可思議的是,他從漢字"船"中推導出,中國人早就知道諾亞方舟的故事,因為"船"由舟、八、口組成,其含義為"八人乘舟而行",便是諾亞方舟最為簡略的表述。

能留在皇帝身邊的傳教士,大都擅長科學,這是和帝國的需要分不開的,而白晉是惟一被康熙皇帝評價為"颇知中國書義"的"文理全才"。正因如此,1693年,當康熙皇帝決定派使臣回歐洲招募更多傳教士服務于朝廷時,這一使命便順理成章地落在了白晉身上。遺憾的是,當白晉經過四年的漫長旅途到達法國時,因為缺少一封康熙皇帝簽署的正式外交信件,而不能以中國欽差大臣的身份覲見路易十四,只被當作了一名普通的歸國傳教士。

盡管如此,白晉的出現,在法國還是引起了巨大轟動。每天都有絡繹不絕的人前往他的住所,向其咨詢有關中國的問題。為了獲得路易十四的支持,以順利完成康熙皇帝的使命,白晉寫了一份報告,詳細介紹了康熙本人和有關中國社會生活的種種細節。他以讚美的語言描述了中國的歷史、地理和風俗人情,將康熙皇帝比喻成可以和路易十四相媲美的另一個"太陽王"。此報告後來以《中國皇帝的歷史畫像》為名公開出版,中文書名是《康熙皇帝》。當時正值歐洲"中國熱"走向鼎盛時期,白晉的著作把法國人對中國由來已久的好奇推向了仰慕和向往的高度。

在中學西傳的過程中,白晉最大的貢獻在于他繼衛匡國之後將《易經》介紹給了西方人。1693年,他在巴黎以"易經"為題作了一次演講。在演講中自晉表示,雖然大多數耶穌會士將《易經》斥為迷信,但他卻認為:中國哲學是合理的,至少同柏拉圖或亞裏士多德的哲學同樣完美,《易經》及中國古史以"先知預言"的方式表達了基督教教義。此外,白晉長期與德國科學家萊布尼茨保持通信,當萊布尼茨將他的"二進制"構想告訴白晉時,白晉認為他所依據的正是中國《易經》中的"陰陽八卦"原理,兩人的討論最終促成了這一科學發現的理論化。

白晉的出使取得了成功,17世紀東西方世界兩位最具影響力的統治者就這樣被聯係在了一起,而這兩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碰撞出的火花也非同凡響,那就是著名的《皇輿全覽圖》。

康熙在平定三藩之亂時,作戰地圖多模糊不清,帶來許多不便。耶穌會士張誠在參加《尼布楚條約》談判時,認為中國對東北地區地理狀況不清,給國防和外交造成困難,遂建議康熙組織一次全國性的測量。雖然路易十四和康熙出于不同的目的,但了解中國的疆域全貌成為兩位皇帝共同的渴望,于是歷史出現了令人興奮的一幕:路易十四的傳教士們和康熙皇帝的官員們為繪制中國地圖進行了十余年精誠合作。如此浩大的工程在東西方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從1708年到1718年,白晉、馮秉正(Joseph-Francois-Marie-Anne deMoyriac de Mailla,1669~1748年)、雷孝思(Jean-Baptiste Regis,1663~1738年)等數十名傳教士帶領滿漢官員分赴中國各地進行測繪,白晉作為這項工程的主要參與者先後負責測繪了北京周邊、長城及附近河道的位置。1717年,康熙命白晉等人負責匯總,最終集成包括中原各省、滿洲、西藏及朝鮮的全國總圖,于第二年制成《皇輿全覽圖》和各省分圖稿共32幅,並刻印成冊。

隨白晉來華的耶穌會士雷孝思在完成康熙皇帝的使命後,將此圖送回法國,輾轉交到路易十四手中。法國王室地理學家根據此圖做成《中國新圖》,在歐洲出版。至此,歐洲人對中國地理概貌有了比較正確、完整的了解。然而,這張地圖在中西兩地卻有著截然不同的命運:1840年,當英國人拿著《中國新圖》順利打開清帝國的大門時,《皇輿全覽圖》卻被深鎖于宮廷之中,無人問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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