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亞社編按:本社收到原道交流中心副研究員閔興業投稿,回應戎利娜博士在〈划到深處:期望中國教會深深紮根〉關於本位化的看法。為方便讀者閱讀和參與討論,本社徵得聖神研究中心同意,轉載戎修女為《鼎》2013年冬季號第33卷撰寫的文章。原文為英文,由聖神研究中心翻譯,全文如下:

划到深處:期望中國教會深深紮根

當筆者於二零零零年首次離開中國前往菲律賓接受神學訓練時,中國是一個急速轉變的國家。當時,她正在努力擺脫貧窮、骯髒和恥辱,以嶄新和充滿活力的形象踏上國際舞台。經過十多年的努力,中國終於在二零零一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在二零零一年,大多數中國人不再捱饑抵餓或居無定所,中國已準備過渡到經濟發展的第二階段。

當時,中國天主教會幾乎在各方面都有殷切需求:為聖職人員、修女和平信徒提供良好的培育和神學訓練,把信仰和日常生活整合,在社會層面表達和生活出信仰,以及與非基督徒溝通和對話。

筆者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回國時,中國天主教會的需要仍是巨大和急切的,但筆者也注意到在過去十年間出現了頗多轉變:首先,神學訓練大致上已改善了很多,還有,修道團體和教區修院的候選人現在可以跨越教區和各省的邊界,而過去並非如此。

第二,教友在教會的角色已變得越來越不可或缺,而且也是公認的。教友大致上也需要在教理層面以外研讀聖經和神學;他們努力找時間讀神學,參加帶領退省,並組織基督徒團體。

第三,人們普遍意識到應該在中國的環境下加深我們的基督徒信仰,同時攜手合作;因為這是在中國的天主教會能夠影響社會的唯一方法。

在社會層面,人民的生活在某程度上已改善,所以,他們不再僅僅滿足於解決日常的基本需要,而是要過優質的生活。現時在中國最常見和引人注目的,就是每逢黃昏和周末,在每個公園和公眾空間,包括鄉間的農村,都有群眾在唱歌、跳舞和做運動。中國的步伐看來已慢下來,而且是時候更加紮根。

雷立柏(Leopold Leeb, SVD)博士自一九九五年一直研究中國哲學,現時在北京教授古代語言。他說,中國現正經歷新的文藝復興時期。他認為每個中國人不但要更熟悉古代中國文化,也要熟悉西方文化,才能欣賞二者和整合它們。筆者由衷地贊同他的見解。如果中國要健康地成長和成熟,就必須更加植根於中西方文化和真正的價值觀,例如:誠實、信任、慷慨、憐憫、靈活、包容等。

筆者相信中國天主教會能夠在這過程中作出貢獻,而基督徒價值觀必須真正融入中國文化。筆者將在本文提出在中國的天主教會所應該集中的,並且是息息相關的五項要點:合作的呼籲、辨別的重要性、基督徒價值觀本位化的必要性、對話的方法、教會成為祈禱之所。

合作的呼籲

筆者想用一個形象來描述中國天主教會:我們好像一個由不同長度的竹板製成的桶;這個竹桶能夠載多少水,並非視乎最長的竹板,而是最短的竹板。組織較完善的修道團體、修院和教區必須幫助較不完善的團體,這不僅是義務,也是我們的使命,是「必須做的事」,是作為天主教徒的本質。

「合作」在此並非純粹意味著「一起工作」,例如:有較多司鐸的教區派遣一些人到司鐸人數短缺的地方服務;或者,組織較完善的修道團體協助那些需要認識如何籌組大會的團體,如何在作為教區修道團體(因為中國的大部份修道團體都是屬於教區)和獨立自主之間保持微妙的平衡,或聚在一起分享他們的培育計劃和管理技巧。這些都是重要的,而且我們已經實行了好幾年。我們現在需要在更深入的層次合作。

在此,「合作」的意義就是我們「團隊工作」;換句話說,我們不但一起做事,而是為了天主教會和中國社會的福祉,大家團結一致,努力把基督徒信仰跟社會生活整合。

我們需要計劃未來,聚集我們的資源。這是難於達成的,因為中國沒有一個類似天主教主教團的組織在國家層面制訂策略。但是,這並非意味著是不可能的。我們需要一個包括他人的願景和真正的慷慨精神,即真正傳教士的精神,為人設想。

我們不要只顧自己團體的利益,卻要考慮處於困境的本地團體的利益,視之為我們優先的使命。我們慷慨施予,才得以領受,而不是先領受才施予。這要求我們作為個人和團體,思想要超越自己。然而,我們仍處於學習階段。我們還需要找出有效的方法,實行「團隊工作」,並「聚集我們的資源」。筆者就如何實踐而提出第二點:辨別的重要性。


辨別的重要性

對於中國天主教會而言,辨別是極為重要的,這包括在個人和團體的層面的辨別。這一點是筆者最想強調的。中國天主教會需要在以下幾方面成長。

第一,現時仍有很多教友認為信仰是獲得東西的途徑;這些東西不一定是物質的,可能是靈性的收穫,例如平安和寧靜;不過,焦點放在收穫和自我,而不是與天主建立關係,把自己的生命交託給天主。辨別是培育真正負責任的信徒所必要的。

第二,有些虔誠的教友有優越感和「教義安全感」,某種比別人更好的感覺;這使我們難於建立有信任、憐憫和包容的團體。多瑪斯.格林(Thomas Green)神父在其有關分辨的書裡清楚表示,謙遜和愛德是真正具有辨別能力的人的基本質素,「真正向上主開放的靈魂從不憤怒和自以為是,或者焦燥不安和不耐煩。」我們需要建立樂於助人和振奮人心的團體,讓所有人都感到受歡迎和接納。

第三,我們容易傾向於「為天主工作」,而不是「實行天主的工作」。必須作真正的祈禱的人,敏於辨認天主的旨意,才能分辨上述二者。分辨使之成為可能。

第四,在作出個人和團體決定時,往往集中於解決遇到的問題,而不是找出我們的內在力量引導我們往哪裡去,所以,這樣的決定不像在作好的分辨一樣,以力量為基礎,卻是以軟弱為基礎。同時,團體在作出決定時,往往跟隨大多數人的意見,「『大多數暴政』,就是把天主的名附加在團體最想的東西,或相信祂必定這樣想……是一種操控天主的方法,要祂同意我們自己的行動及決策的信念。」

為使中國天主教會成為一個具辨別能力的團體,我們首先需要具有辨別能力的個體,即植根於祈禱,並與天主行動配合的個體。

基督徒價值觀本位化的必要性

在十六世紀,利瑪竇神父終於把基督宗教帶到中國。他強調基督宗教與中國文化之間的內在聯繫。他沒有把基督宗教介紹為完全外國或新的宗教,卻肯定中華民族常常相信天主,而基督宗教是他們信仰的完成。

他採納中國儒士的生活方式,也適應中國的祭祖儀式。這方法證實是有效的;然而,它不容易為整個天主教會接納。中國禮儀之爭產生了長期的負面影響,持續了幾個世紀。其中一個負面影響,就是時至今日,基督宗教在中國依然被視為一個外來宗教。中國天主教會沒有本身的神學;要把基督徒和中國的價值觀完全整合,仍須走漫長的路。

在中國,「文化基督徒」一直嘗試在知識層面上縮短基督宗教和中國文化之間的差距,卻迴避基督宗教最重要的一面:信德。然而,中國的天主教徒仍舊從西方的觀點接觸天主教,因為他們的聖經及神學培育主要是西方的。在「文化基督徒」和信徒之間存有隔閡。

筆者認為,為使天主教更加植根於中國,我們中國教友必須採納利瑪竇的方法,肯定中國文化的價值,與中國知識份子對話,使基督徒信仰完全屬於我們。我們現時教授神學和聖經的方法,是在天主教或基督徒的圈子裡;我們實在應更加開放,尋找新方法,以中國的方式來研究神學和做神學,使天主教信仰更為中國文化所充實,讓中國的普羅大眾更容易接觸和理解。

對話的方法

對話是一種生活態度;它要求開放、誠實,以及對謙虛的領悟,就是我不是掌握全部真理。真正的對話只能夠在平等的夥伴之間發生。現時在中國,教友需要在生活中具有對話的態度。傳統的福傳方式強調唯有領洗的天主教徒才得救,這在神學上已不再是正確的,而它當然不能夠培養對話。

中國社會大致上還不瞭解天主教,一方面因為中國的社會及政治形勢,另一方面因為天主教徒不習慣向公眾介紹他們的信仰。天主教處於中國社會的邊緣,但很多教友仍以為別人要來天主教會領洗,才能獲得永生。他們企圖說服別人,卻沒有首先聆聽對方的問題和困難。當教宗方濟各接受日納.斯卡爾法里(Eugenio Scalfari)訪問時說,誘勸別人改信宗教是荒謬可笑的;你必須與人相遇和聆聽他們。這應該是在中國傳播福音的意義,「與人相遇並聆聽他們」,與別人對話。

成為祈禱之所

撒慕爾.巴倫汀(Samuel Balentine)說,對教會而言,沒有一個召叫比實現成為祈禱之所更為崇高。祈禱本身是傳教行動,把天主與人類連繫在一起。他說,祈禱「不僅是履行真正職務前的準備禮節。它是其中一個主要途徑,教會藉此具體地成為天主的合作者,實現天主對世界的旨意。」

教會作為祈禱之所的角色,對於中國社會極為重要。一方面,教會藉著宣講一個貫穿人生經歷的超越現實,使團體和世界存留在天主內。藉此,教會促進天主與人類之間的對話,並使之成為可能,也幫助人離開自我,不管是痛苦或喜樂,總以天主為中心。另一方面,投身於祈禱使天主教團體能夠在世上保持忠信,在不同的境況中生活出天主的公義。

中國天主教會必須繼續被天主的現實塑造,然後轉過來可以塑造中國的現實。

本文轉載自天亞社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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