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救助災民

1942-1943年間,除了日軍的蹂躪外,河南中南部地區因連年天氣不佳和蝗蟲肆虐而顆粒無收,大批的災民在死亡線上掙扎著,無數的人被活活餓死,僥倖活下來的也只能向西遷移,希望能在陝西甚至甘肅找到一線希望。為了瞭解真相,白修德和時任《泰晤士報》攝影記者哈里森.福爾曼(HarrisonForman)兩人,於1943年2月取道西安到達洛陽與梅甘碰了頭。兩天后,梅甘陪同他們騎馬出發,繼續向東行進,他們的目的地是鄭州。然而,從城鎮到村莊,越逼近鄉村,他們看到的情形就越不堪入目。一路哀鴻遍野,到處都是死亡或行將待斃的衰弱軀體。晚年時,白修德身邊仍然留著一張功能表,那是他們離開鄭州的前一夜,鄭州的政府長官們宴請他們的菜單,有蓮子羹、辣子雞、栗子燉牛肉、春捲、熱饅頭、大米飯、豆腐煎魚等,還有兩道湯,三個餡餅,餅上撒滿了白糖。這是白修德生平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

在河南災區,白修德就急不可待地草草趕寫了消息,並第一時間從返回途中的第一個電報局-洛陽電報局向《時代》週刊拍發了過去。而通常,任何新聞稿都必須從重慶回傳,經過政府部門的審查。1943年3月22日,這篇著名的揭示河南大饑荒真相的新聞稿在《時代》週刊上刊登,一石激起千層浪,引起美國輿論一片譁然。蔣介石後來還面見了白修德,目睹了他親自拍攝的災民慘狀照片,這才開始了賑災工作。

為了能夠名正言順地從國際救濟機構那裡獲得援助,河南成立了"賑災委員會"。又是在於斌的建議下,梅甘被蔣介石任命為該委員會主任,而韓克理則是魯山地方賑災委員會的財務主管。正是由於梅甘和美國軍隊的特殊關係,以及在"賑災委員會"的特殊角色,再加上于斌的大力推薦,蔣介石不失時機地委任他為"中國精神服務軍團"(China’sMoraleServiceCorps)的主任,並授予他中將軍銜。事實上,該軍團的功能同梅甘已經負責領導的"督導團"的功能並沒有多少區別,它的主要任務是在日占區組織學校、提供醫療和通訊服務,這樣不但可以説明中國的老百姓們忠於自己的祖國,而且還可以為中央政府提供準確的資訊,而不是日軍的宣傳機器所炮製的謊言。有了這一軍銜,梅甘現在不但可以指導他所領導的大多數都是由天主教修士、修女和平信徒們組成的"督導團"成員,而且還可以直接調派中國軍人了。

幾個月後,白修德收到梅甘寫來的信,"自從你走後並且發出了電報,糧食就從陝西沿著鐵路線緊急調運過來。省政府也忙碌起來了,到處開辦了臨時伙房,軍隊也拿出了他們的一部分多餘糧食,發揮了很大作用。整個國家都在忙著為災區募捐,錢正從四面八方向河南湧來。"而白修德後來也這樣描述梅甘說:"他敦實、樂觀、強健,是一個忠實的美國天主教徒……據我所知,基督教會是這裡和理性世界連接的唯一紐帶。如今,在這座死亡的大劇場中,傳教士們都成了慈善機構的合作夥伴。"

五、從1944年的中原大戰到日本投降

1944年春,蘇聯紅軍和其它盟國對德國的反擊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日本也開始在太平洋地區失落其先前佔領的許多有利位置。因為情勢所迫,日軍急于沿著平漢鐵路打通一條大陸運輸線。於是,1944年4月18日,他們在鄭州一帶越過黃河,打響了中原大戰的第一槍。雖然中國軍隊當時在被劃分為是第八作戰區的河南駐紮著四十萬人的兵力,由湯恩伯和蔣鼎文將軍統率,但他們對南下的日軍似乎一點兒抵抗都未作就匆匆忙忙地撤退了。這樣一來,日軍得以毫無顧忌地長驅直入,在很短一段時間內,他們便佔領了許多在河南中西部的主要城鎮。

再說梅甘,他預料到日軍對洛陽的佔領只是遲早的事。自"珍珠港事件"後,日軍就用重金懸賞他的腦袋,他意識到留在那裡不過是白白送死而已,遂於5月8日離開了洛陽。他推著一輛自行車,夥同大批向西逃亡的難民,其中還有一些"督導團"的成員,于25日到達了陝西的洛南。由於洛南離商縣只有40英里,三天後,也就是聖神降臨節過後,梅甘就來到了商縣,同幾天前到達那裡的韓克理會面。


此後不久,梅甘開始著手在離陝西和河南邊界不遠的一個叫華陰的地方,為他的"督導團"建立一個新的立足點;而韓克理則仍然住在商縣的天主教堂裡。由於不久前美國空軍的一個分隊剛從昆明被調到了西安,梅甘於是請韓克理到西安去作他們的隨軍司鐸,韓克理遂欣然地應允了。從1944年7月直到二戰結束,差不多一年的時間,他便在西安為美軍服務。

六、內戰前後的梅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不久後,除了那些獲准回國探親和養病的之外,梅甘和其餘的傳教士們全都陸續返回了新鄉。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剛剛回來的梅甘裡裡外外都不再是過去他們所熟悉的"米主教"了。經過這些年來出生入死般的顛沛流離、沉重的精神壓力和無數的失落與恐懼,梅甘似乎已經失去了他昔日的耐心和藹可親的態度;很多時候,不論是他身邊的會士們還是教友們,都會被他莫名其妙的嚴峻面孔和嚴厲的言詞所震懾,而不得不敬而遠之。然而,謝天謝地,所有這些都只是這些年來的艱難歲月留在他心靈深處的傷痕和烙印。慢慢地,梅甘又重新找回了他往日的那種平易近人的個性和作風,大家都因此而鬆了一口氣。

由於新鄉的教區中心大樓被美軍的轟炸機在打擊日軍目標時所摧毀,對這些重返故里的會士們來說,著手修房補屋就成了當時"和平時期"迫在眉睫的工作。當時所有在新鄉的聖言會士們,在梅甘的領導下,集中精力來擴大學校、醫院,並新建一些必須的機構。然而,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經過八年的抗日戰爭,中國政府和平民老百姓所共同面對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家園,重建社會結構和復蘇經濟命脈的壓力與挑戰使人望而生畏。同時,戰後的中國還必須要對付各種複雜的國際關系和糾紛,而且,就在這節骨眼上,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矛盾也已經發展到了白熱化的階段。一場聲勢浩大的內戰終於爆發了。由於戰事,原先還算比較平靜的新鄉監牧區東部一帶,現在也變得雞犬不寧、人心惶惶。所有在那裡的聖言會士們、在醫院裡工作的修女們以及各種重要的設備器材,此時也不得不開始轉移到較安全一點的地方。

就在這一系列的撤離和轉移工作接近尾聲之際,已在河南從未間斷地工作了二十二年的梅甘覺得他應該回美國老家一趟了。一方面,他希望通過與有關各方的直接接觸能夠解決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如經濟和人手的問題,新鄉是不是應該被升格為教區的問題等等;另一方面,他的確也渴望見到他離別已久的老母、兄弟姊妹們以及養育了他的依阿華小鎮埃導拉。同當時在南京的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AntonioRiberi)總主教協商過後,梅甘於1948年1月8日在眾人的惜別和保重聲中離開了新鄉。

回到美國後,梅甘被似乎是永無止境的聚餐、宴會和演講所包圍。每到一處,他都鼓勵大家支持福傳工作,同時也為即將成為教區的新鄉監牧區募捐。在一篇刊登在《基督徒之家》的文章中,除了對美國的最初印象讚歎不已,同時對中國的悲慘局面傷感萬千外,梅甘也表達了他對新鄉的未來所抱的信心和希望:

我是帶著一些希望而回到美國的。我希望能夠為修建新鄉的教堂-一個簡單但卻適合祈禱的地方–而獲得一些幫助,好能方便許多新教友們同天主交談。我也希望能夠開辦兩所新的中學,因為我們需要培養未來的教會領導人才。同時我也希望帶去一些醫療設備和醫護人員,以便繼續我們已經開始了的工作。

雖然我在美國的時間是短暫的,但我知道,當我回到我在新鄉的福傳家鄉後,我是滿載著將帶給我許多美好回憶的記憶而歸的。


就在梅甘快要結束他的美國之行,準備回中國去的時候,他突然收到了一封來自當時的聖言會總會長亞勞舍司.凱彭博(音譯AloysiusKappenberg)神父的信。在這封寫於1948年7月15日的信中,凱彭博神父告訴梅甘說羅馬已經決定不許他再回到中國去,他應該就留在美國服務。羅馬傳信部之所以要這樣決定的根本原因不在其它,而就是梅甘在二戰期間所介入的政治和軍事活動。首先是他同在抗日戰爭期間,在敵後方和戰場上都積極參與了服務工作的"督導團"的密切關係,其次是他與美國軍事人員的來往。在一段時期,梅甘和韓克理兩人都穿著美軍隨軍司鐸的制服而且領取相當於上校軍銜的工資,而梅甘在中國國民黨軍隊中也擁有師長級別的軍銜。所有這些在戰爭期間的活動,不管是由於環境的逼迫還是自願的效勞,現在都成了梅甘介入間諜工作的證據。

在羅馬審查梅甘的過程中,雖然聖言會總會也盡力地為他們勞苦功高的模範會士作了辯護,但羅馬最後還是決定梅甘不但不可以晉升主教職務,而且也不許再回到中國去,即使只是以一個平常的傳教士的身份。作為親眼目睹了梅甘在得知這個決定後的第一反應的見證人,萬德華神父這樣描寫了此事對梅甘的打擊和震撼:"梅甘在接到這個宣佈後一陣眩暈(reeled)和搖晃(staggered),因為被打擊得最厲害的地方正是這位身經百戰的傳教士最脆弱的地方:他同他在心愛的中國付出了畢生精力的事業之間的終身聯繫。"梅甘一開始向身邊的幾位曾在新鄉一道工作過的會士們宣佈這一消息時吐出的是這樣一句話:"我還有我的信德和我的司鐸身份,我不會拋棄它們!"不用分說,這實在是一個被擊垮了的人在痛苦萬狀時所做出的無奈呻吟。

此後差不多又是一年的時間裡,梅甘一直在苦苦地找尋天主在他的生命中所有的新的旨意和計畫,最後,他終於能夠重新站立起來,而且愉快地接受了聖言會美國南部省會在密西西比州的哈鐵斯博各(Hattiesburg)所管理的一個美國黑人堂口。從他上任的第一天(1949年10月7日)直到他因中風而突然去世的那天(1951年10月4日),梅甘以他獨特的風格和精神,將自己全部的精力和熱情奉獻給了他堂口的美國黑人教友和非教友們。但,也就是在這段時期,他遠在中國河南的新鄉監牧區也正在經歷著很大的變化……

梅甘在喬廟修建的中國式教堂(現在仍保存完好)

七、結語

不論是以前閱讀梅甘等傳教士們對發生在河南的戰亂和災情所做的報告,還是現在觀看《一九四二》,我的心情都非常的沉重和悲傷。我真希望這一切都只是一個"恐怖的傳說",但理性又告訴我,這就是曾經發生在中原大地上的真人真事。也許,我們會說:謝天謝地,這一切都過去了!然而,每天在網路、電視和報紙上出現的報導卻又告訴我們,不,這樣的悲劇其實今天正在敘利亞、緬甸、蘇丹、阿富汗、北朝鮮等地持續上演著,而我們誰也不敢保證自己今生永遠也不會遭此不幸。於是,我一邊讀、一邊看、一邊反思,有時我也會像影片中的安西滿一樣出現信仰方面的挑戰和困惑:全能全知的天主看到他們正在經歷的痛苦了嗎?祂為什麼不立即解救他們出離水火呢?我們能做些什麼?-我沒有確定的答案,不過,我想在影片中所刻畫的,而在生活中曾真實存在過的梅甘和白修德等人,應該可以帶給我應有的鼓勵和啟發!(全文完)

作者:甘保祿 ∣ 來源:信德網

本文轉載自信德網

 

*該片劇情與史實有多處差異之相關爭議

.《大公報》被國民政府停刊三日,非電影中所說是報導河南大飢荒受到國民政府的處分,而是因為「《大公報》因指摘限制物價之失敗,受停刊三日之處分」。記錄於國民政府中央宣傳部部長王世傑1943年2月4日日記。

.國民政府並沒有禁止和封殺媒體報紙對河南大飢荒的報導。當時重慶《新華日報》(中共官方報紙)報導此事就有至少40多篇,而且可以發行。

.電影蓄意偽造蔣介石「不許報災」、「不相信河南有災」,來源是馮玉祥1947年的回憶錄《我所知道的蔣介石》;後經過查證,李培基根本沒去重慶報災,系馮玉祥捏造、杜撰。第三屆國民參政員郭仲隗晚年在《江流天地外:郭仲隗、郭海長紀念文集》的回憶錄中記載「中央不准報災,亦不救濟」,但河南軍方多次報災,所以亦不符合史實。湯恩伯、蔣鼎文、李家珏等均向國民政府報災,只有河南省政府瞞報災情。王芸生、曹谷冰合著《1926年至1949年的舊大公報》記載「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也是1960年代王芸生、曹谷冰對中國國民黨的醜化、抹黑,因為國民政府派遣了張繼和張厲生等人前往河南調查災情。

.電影中,國民政府救災是迫於白修德曝光河南大飢荒事件。事實上,在白修德報導之前,國民政府和河南省政府就已經展開了救災工作。

.電影中,蔣介石將災民遺棄給日本人。事實上就《河南省政府救災工作總報告》紀錄:「各縣應切實督飭所屬團隊協同國軍,在通往地區地點設哨盤查,制止良民逃往敵區;如遇敵軍抽集我壯丁難民,應隨時隨地予以武力驅逐,以粉碎敵寇陰謀。」防止災民流亡到日治地區。

.電影中,岡村寧次下令開倉放糧賑災。部分地區在1938年已經變成日治地區,災民是餓死在日軍的統治下。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朱浤源以國史館的文獻證明,蔣介石親筆電文指揮官員發糧救災。朱浤源批評:「這些劇作家根據千千萬萬的資料裡面,哪些部分我們不知道,但是是以共產黨的宣傳為主,因為整個大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治理的。」

.亦有人批評,影片過分渲染人性陰暗面。

上文摘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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