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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ion and Glory (Volume I)

A flesh-and-blood history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作者:羅東聖母醫院口述歷史小組 ──編著

陳永興召集 陳仁勇主筆

出版社光啟文化   訂講書藉 

語言:繁體中文

ISBN:978-957-546-713-5

 

前言

  一九九○年十月十九日蘭陽陰霾的午後,羅東聖母護校的禮堂內正舉辦一場殯葬彌撒暨告別禮,可容納五百多人的禮堂內早已擠滿了臉色悲傷、神情凝重的群眾,有衣冠楚楚的政要高官,也有穿著粗衣拖鞋的鄉下人,禮堂外聚集了更多若有所失,甚至眼眶紅澀的群眾,他們不是被分配來充場面的學生或員工,也不是來應酬的生意人,更不是死者的親人;許多是請假或翹班的公務員,更有些是放下一切老遠從中南部專程趕來的老婦人。而他們要告別、要表示敬意的不是什麼顯赫大官,也不是當地的富豪,而是一個在台灣沒有家產,沒有親人的范鳳龍大夫,這位一無所有的外國人曾是他們生命中的大恩人,「從來沒有看過這樣好心腸的醫生!」、「我的生命是他撿回來的!」、「我的兒子是他從鬼門關搶過來的!」會場不時出現類似這樣的交談與哀嘆之語。不認識范大夫的人很難想像遺像中那位表情冷漠鬱抑的外國人,竟會是這些湧自台灣各地群眾心目中慈悲的大好人。

肉體的消失和時光的流逝並末抹掉大家對他的思念,死後八年,台灣政府頒給他醫療奉獻獎;十七年之後,大家為他蓋了范鳳龍紀念大樓。在聖母醫院老員工的眼中,在老宜蘭人的心裡,范大夫是個傳奇性的人物。的確,他的生平、作為、脾氣,一直是大家津津樂道的傳奇。

 

書摘

  1945年5月初,范大夫由朋友處得知共產黨正準備剷除「反革命分子」,警告他要小心些。所以當范大夫確知情勢危險,便偷偷告別親友,和一群同為躲避共產黨迫害的斯洛維尼亞人民,打算坐車往義大利去逃難。就像中國赤化時,許多中國人由內陸撤退到台灣一樣。范大夫乘著一輛滿載藥品的汽車,擔任照顧難民健康的隨隊醫師。5月28日,一行人越過斯洛維尼亞和奧地利邊境的嘉拉瓦克山(Karavanke),在奧地利南方的城市克拉堅福(Klagenfurt)暫時停留時,後面跟來了一輛英國軍車。當車子繼續前進時,范大夫覺得事有蹊蹺,他曾向朋友描述這個生死關頭的經歷:

  「我乘著一輛滿載藥品的汽車,因我被要求做一個陪伴難民逃往義大利的醫生,沿途照顧難民的健康。在克拉堅福停留的時候,我的車後面跟著一輛英國的軍車,我正懷疑怎麼會有這麼個夥伴,我從未到過畢百克(Pliberk德文拼為Bleiburg),也不瞭解那一地區,更不明白有這麼個夥伴。途中沒有路標,我不知道該怎麼走,但下意識裏,我覺得並非走向義大利,而是朝反方向走。

  大約下午五點鐘,我們到了畢百克,護送隊伍在一處有標示的麥田附近停下來。我們下了車,英軍開始向我們展開行動,徵用我們的裝備。麥田的右方可以看到火車站,有列火車正冒著煙,我們被通知「從這裡坐火車去義大利。」但大家都很憂心,因為那些武裝的英軍,態度並不友善。當時我穿著便服,袖子上掛著紅十字臂章,仍然被兩名英兵搜查,他們沒收了我裝刮鬍子用具的皮盒子,並扣留我,直到證明我是醫生。英軍軍官告訴我,沿著鐵路到車站去,並把汽車上的藥品,裝載到火車上,他自己也和我們一起到廣場上轉換路標方向,我們到了車站,立刻被共產黨游擊隊包圍,英軍軍官與游擊隊首領商議,雙雙來到我面前,當時我們仍然在汽車上,旁邊是我的司機。

  紅軍首領向我說:「在這裡等,最後才上火車。」我立即明白了,猜測我們等候的目的,因而我的心跳加快。

  火車站前有間小客店,英軍將斯洛維尼亞難民二、三十人一群群的交給游擊隊,然後回來再帶走其他的人。當時我和司機從汽車上下來,向四周瞭望一下,看他們是怎樣被控制著的,抓住瞬間的機會,我們躲到客店後面,假裝去找廁所,房子後面是一塊菜園,再過去是一塊麥田,司機催促我:「快躲到麥田裡,你先走我跟著你。」我迅速投身在麥田裡,有位婦人正在倒土,我用斯洛維尼亞語問候她。我怕她喊叫,她反而用德語說:「你好。」我懷著希望躲到麥田裡,躺在地上不敢動,心裡非常著急,不曉得可曾被人看到,或會被那婦人出賣,也不知道司機是否跟了過來?一切轉變得那麼快,沒有時間想那麼多。我身上只有一件襯衫,口袋裡有隻錶和一些錢。大約六點鐘,聽到火車開走了,一切變得死樣寂靜,那時我才相信我確實不曾被人看見,而那些斯洛維尼亞難民隨著紅軍走向死亡之路。

  躺在地上足足有六個小時,我終於冷靜下來,在這個漫長的時間裡,給了我一個反省的機會,我永遠記得,在麥田間那漫長的六個小時,那天是五月二十八日,是我的畢業週年日,也是我夢想著到中國去的一天,我相信我的生命在當時已經結束了,我怎能與我的同伴們分享這一生命?當時在麥田中我決定,若能獲救,我將把我的餘生,奉獻在傳教區,去服務貧窮的人。」(Ciglar,3-5頁)

  那一夜,范大夫躺在麥田中,澎湃的思潮漸漸沈靜下來。半夜十一點,他決定離開麥田,分開麥禾慢慢匍伏前進,避免發出聲音,保持警覺,穿過街道爬上對面的山丘,回到原來的路上,已是午夜一點鐘了。月光照亮了大地,卻沒有一點生靈的氣息,他沿著山路走到大概有海拔一百公尺高的山頂上,坐下來等到天亮。約在六點鐘,他從另一邊下山,避開行人來到斯密爾(Smihel),遇到一位奧地利婦人,向她問路,根據她指引的方向,走了兩天的路程,他終於回到克拉堅福。

  到達克拉堅福之後,他馬上去找在聖堂當神父的高中同學,也就是遣使會的可百克神父(Fr. Kopak)。那時他全身污穢,幾天沒刮鬍子,他述說自己的反共同胞如何被英軍出賣,被南斯拉夫共黨游擊隊押解回去的經過。他和神父分享自己在麥田的心路歷程和誓願,可百克神父告訴他:「明天早上我要經過山區到羅馬去,羅馬的紀勵志主教正在找一位斯洛維尼亞醫生去中國。」──摘自「4. 浴火鳳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