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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魏明德 

不同宗教之間的接觸,往往帶來各種伴隨著對話的衝突。

透過毀滅與重建的漫長過程,西方文明才得以成長、蛻變成今日的面貌。

 


諸神的黃昏?古羅馬宗教與基督宗教的相遇

基督宗教於西元一世紀在羅馬帝國的一個偏遠行省誕生,隨即傳遍整個帝國。這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到了四世紀初,羅馬皇帝紛紛皈依基督宗教,隨後將之確立為近乎法定的宗教,又是另一起人類歷史上的大事。與前一事件不同的是,後者的起因和後果,迄今仍有爭議。

基督宗教與拉丁語

《新約》各卷以當時在地中海沿岸通用的希臘語(Koinè【Κοινή】),也就是在不同民族之間通行的希臘語,有別於古典希臘語)寫成。然而自西元一世紀末起,基於種種原因,拉丁語在表達思想和傳播基督宗教方面變得極為重要:首先,拉丁語是羅馬帝國的行政語言,而基督宗教恰恰在羅馬帝國的疆土內獲得發展。其次,彼得和保羅兩名使徒都在帝國的首都羅馬殉教,使得羅馬教會在主持聯合上比各地教會更有優勢。西元二世紀以來出現了一批拉丁教父,而自君士坦丁大帝於312年皈依基督宗教以來,拉丁語文和思想在西方教會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奧古斯丁(Augustus, 354-430)的著述便是教父拉丁語風貌的最佳展示,不過當時所有偉大的基督宗教思想家,也都還與古希臘思想及語文保持著特殊的密切關係。

在中世紀以前,拉丁語從來不是禮拜儀式的唯一用語,也不是教會教父的唯一寫作語言。除了最根本的古希臘語之外,古代基督宗教文學也存在古敘利亞語、阿拉伯語、亞美尼亞語等各種語文當中。我們不該把希臘語的作用絕對化,而且不論如何,奠定耶穌思想框架的舊約聖經,幾乎全是以希伯來語寫成,而耶穌本人說的則是阿拉米語(Aramaic)。他說過的話經過福音書作者們的轉譯,故而基督宗教的思想和傳播,乃是建立在地中海沿岸不同語言相互交匯的翻譯和解釋之上,這一點是認識基督宗教的重要關鍵。

基督宗教和西羅馬帝國的聯盟,使得拉丁語成為西方基督教會的官方語言。在接下來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拉丁語成為禮拜儀式用語(即禮拜拉丁語),同時也是基督宗教神學靈修思想發展上的重要語言(即教父拉丁語)。西羅馬帝國滅亡以後,中世紀的經院僧侶努力在動亂年代裡挽救和保護古典文明,他們和之後出現的大學均以拉丁語為基礎語言(即中世經院拉丁語)。直到十五世紀,拉丁語才逐漸為各地語言(如法語、義大利語等)所取代。

傳統多神信仰與新興基督宗教

克爾蘇斯(Celsus)是生活在西元二世紀的希臘作者,在160-178年間寫下了反基督教檄文《真言》(Logos Alethés)。這部作品今已佚失,好在當時的基督教神學家、著名的希臘教父俄利根(Origenes)寫過一部《駁克爾蘇斯》(Kata Kelsou)的護教大典,使我們得以從中窺見《真言》的一些片段。克爾蘇斯寫道:

新近出現了這麼一個人類族群,他們沒有祖國,沒有傳統,聯合起來反對一切公民宗教政制,正義控訴之,世人斥之大逆不道,他們反把眾人的詛咒視同榮耀:這些人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在猶太人中找到了一個新摩西,比先前那位還要迷惑他們。他在他們面前自稱天主之子,為他們制定新教義。……大家都知道他的下場。他在活著的時候一無所獲;據說死後還復活了,把掌上的傷痕指給人看。可是,誰真的看見這一切啦?……你們要全力支援皇帝,追隨他捍衛正義,必要時為他戰鬥,配合他統率軍隊!莫再逃避你們的公民義務和軍役吧!為了挽救法律,捍衛虔信,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吧!

 

“「天主之國公民」的概念,在「宗教合法化」和「公民合法化」之間造成了衝突。三世紀初,教宗嘉禮一世(Callixtus I)命令女貴族與社會階級低賤的男子甚至奴隸進行宗教通婚,這在羅馬人的傳統觀念中簡直就是醜聞。

 


諸神的黃昏?古羅馬宗教與基督宗教的相遇

基督徒在當時經常被公開指責不信神。他們拒絕傳統的多神信仰、不為皇帝效忠,某程度上無異於在挖羅馬帝國的「牆角」。基督教護教士們為了替自己辯護,把信徒對天主的使命和公民對國家的義務區分開來,聲明公民義務絲毫未受影響,但這種說法無濟於事,基督宗教確實威脅到了羅馬帝國的政教統一。有趣的是,羅馬帝國的對外政策常以寬容和多元著稱,但在基督宗教信仰所帶來的這種全新的普世性面前,一開始卻顯得一籌莫展。

基督宗教一旦與羅馬帝國政制發生接觸,一種新的公民資格觀就此產生。使徒保羅在這個問題上的影響深遠。我們在前篇中已經看到,在羅馬人對宗教的理解中,公民資格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見頁16)。保羅是猶太人,天生具有羅馬公民資格,他為之驕傲,並充分利用這種威信。在《使徒行傳》中,他自稱是羅馬人,並且生來就是,因而避免被拷問(22: 27-29),他還要求站在凱撒面前受審,於是被送往羅馬(25: 10-12)。在羅馬,保羅多次與猶太人和多神信仰者談話,傳播自己的信仰。他最終被殺害,但殉難的經過與原因迄今不明──不過,他沒有被釘上十字架,而是被斬首,這種行刑方式與他的羅馬公民身分顯然有關。

保羅的書信也在逐步推介一種全新的羅馬公民觀念。他在《科林多前書》第三到第四章中提到,羅馬世界中有利用「收買人心」的傳統做法來形成新的基督宗教團體,例如地方教會的成員可能聲稱「我是屬保羅的」,或「我是屬亞波羅的」,等等。保羅巧妙地批判這類團體中人際關係的運行機制,承諾要建立一種平等、包容、同一起點的人際關係準則。在《以弗所書》中,他更運用羅馬帝國的法律術語,聲稱基督徒不再是「外邦人」(也就是享有在某個城邦的居住權,但沒有參政議政權),而是同胞,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裡的人」(2: 19)。如此一來,保羅在利用羅馬公民資格這一概念的同時,也推翻了舊有概念的含義,創造了「天主之國的公民資格」這樣一種信徒之間絕對平等的關係。

早期的基督教護教士文獻《丟格那妥書》(Pros Diogneton Epistolé)清楚展現了這種精神上的公民資格與世俗公民資格的差別。《丟格那妥書》大約創作於160至210年間,作者姓名不詳,其中清楚再現基督教團體當時所面臨的諸種問題,內容涉及福音書文本、保羅的傳道、從迫害中汲取教訓,等等:

基督徒與常人之別,不在國家、語言或穿著。他們不住自己的城邦,不使用特別的方言,也沒有專門的生活方式。……他們順應命運的安排,分散在希臘人或外族的城邦;他們依照當地風俗來穿著、飲食和生活,與此同時,他們又顯示了來自精神國度、非凡而絕對與現實悖謬的約法。他們像被馴化了的外鄉人那樣,居住在自己的祖國。他們既履行公民的義務,又擔當外鄉人的本分。對他們而言,外鄉即祖國,祖國即外鄉。……簡單地說,靈魂相對於肉體的關係,也就是基督徒相對於此世的關係。

基督徒是天主之國的公民。他們也履行世俗的本分,但只是路過的居民,而不是完全從屬於世界城邦的公民。直至四世紀初,羅馬帝國始終把基督教會視作潛在的威脅,隨時可能破壞帝國賴以生存的政教平衡。在發展與迫害之間,基督教會艱難地尋找著身分認同。

 

“瓦倫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us I)是最後一位在死後以基督徒的身分入葬,但又依照傳統多神信仰被尊奉為神的羅馬皇帝(西元375年)。"

 

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宗教

在303-311年間,基督教會受到極大迫害,成千上萬人死於非命。西元311年,西羅馬帝國的四名皇帝之一頒佈了終止迫害基督教的敕令,但傳統的多神信仰依舊是帝國的根基而獲奉行。在當時整個羅馬帝國境內,大約有百分之五到十的居民是基督徒(其中以北非和希臘比例最高),這些人的政治處境始終不穩定。傳說312年十月,四皇之一的君士坦丁(Constantius I)在做了一場夢後,下令在士兵的盾牌上刻下希臘語「基督」(Χριστός)的前兩個字母,在台伯河上的一場戰役中大獲全勝,隨後就皈依了基督教。君士坦丁的改教及其政治影響常引發後人的諸多解說,而我們不妨在這裡先回顧一下史實:

313年,西方的基督徒君士坦丁和東方的多神信徒李錫尼烏斯(Licinius)在米蘭會晤,簽署米蘭敕令,協定平等對待帝國內部的基督徒和多神信眾,之後則於324年擊敗李錫尼烏斯,重新統一西羅馬帝國。他允諾多神信仰自由,保證不破壞傳統神廟。當時的羅馬帝國官方依舊奉行多神信仰,只是皇帝本人是基督徒。君士坦丁只禁止崇拜神化的皇帝,但在他本人死後,羅馬元老院(當時的多神信仰重鎮)照舊把他尊奉為神(diuus)。

君士坦丁禁止基督徒官員以公共職務的名義執行傳統的多神崇拜禮儀。但他沒有迫害多神信眾,也沒有限制他們擔任公共職務,甚至多次在敕令和法令中重申這一點,只是每次都不忘補充說,他認為多神信仰是「迷信」(superstitio)。他宣稱:「就讓那些受蒙蔽的人們享受和平吧,就讓每個人保有內心想要的東西吧!就讓誰也別折磨誰吧!」這些話似乎有效阻止了當時一些過於狂熱的基督徒前去破壞傳統慶典和神廟。

 

“多神信仰被視為「迷信」,始作俑者就是君士坦丁大帝!"

 


諸神的黃昏?古羅馬宗教與基督宗教的相遇

君士坦丁還制訂了一些法令,以免基督徒被迫做出有違良知的事。例如十誡中有「不殺人」的規定,因此信仰基督宗教的罪犯便不得充當角鬥士,而改判服強制勞動(不過,他還是沒辦法取締角鬥這種羅馬人的公共娛樂)。西元321年,君士坦丁強制規定安息日,並以個人名義向教會撥款,用於建設教堂,還免去基督教會神職人員的稅務和兵役。但在那之前,多神信仰的祭司們早就如此,君士坦丁也同樣免了猶太拉比的稅務和兵役。換言之,君士坦丁只是扶持基督宗教,但並沒有苛待包括多神信仰內在的其他合法宗教(religio licita)。

君士坦丁大帝改教的原因迄今不明。不過,晚近的歷史學家們不再懷疑他的信仰的真誠性。當然,他本人相當迷戀基督宗教的號召力:神性的超越、愛敵人如愛鄰人、個人的情感能力決定宗教情懷、團體情懷的成長、教會的普世結構,等等。從這些看來,基督宗教確實對精神、心靈乃至社會的創新,給當時四分五裂的羅馬帝國帶來統一的新希望,而君士坦丁顯然正是基於這個原因,而始終關注教會本身的統一。他本人雖到臨終才受洗,生前卻以「編外主教」的身分自居,多次召集公會議,積極倡議協調不同教派之間的教義衝突。所有這些努力都指向同一目的:統一的教會和統一的帝國。

君士坦丁二世(Constantius II, 337-361在位)是君士坦丁大帝之子,他篤信基督教,推行乃父的「懷柔」政治,把多神信仰視為「迷信」,而不再是政治威脅或宗教競爭對手。在他之後的尤利安努斯(Iulianus, 361-363在位)堪稱羅馬帝國最後一位多神信仰的皇帝,他迷戀古希臘文明,嘗試復興傳統的多神信仰,壓抑基督宗教信仰, 史稱「背教者」(Apostata)。但他的努力終於沒有成功。隨後的歷任皇帝轉而致力於「滅絕魔鬼崇拜」,基督宗教也漸漸在與多神信仰的交鋒裡占了上風。西元382年,羅馬元老院的勝利女神祭壇被拆毀,引起不少篤信傳統宗教者的抗議(見頁51)。

告別諸神的最後一程

羅馬帝國真正卸下「多神信仰」的頭冠,換以「基督信仰」的名分 ,是發生在四世紀末的最後幾年。直到格拉濟亞努斯(Gratianus)在位期間(367-383),身為基督徒的皇帝們才停止兼任祭司長的職務並主持傳統崇拜儀式,但羅馬元老院的多數成員在西元390年前後依然奉行多神信仰。羅馬行政長官曾下令活埋某個未守貞操的維斯塔(Vesta)女祭司,儘管這種刑罰早在三個世紀以前就被認定過分野蠻。當時有很多人試圖復興傳統宗教,提奧圖休斯皇帝(Theodosius)於392年對此作出回應,下令禁止一切多神崇拜甚至家族祭祖儀式。他於394年打敗獲得羅馬元老支持的尤根尼烏斯(Eugenius)和阿波加斯特(Arbogast),這場漫長的征戰至此才告終了,君士坦丁大帝開創的「多神-基督宗教」並行信仰體制就此結束,基督宗教正式成為國教(不過在帝國東部,多神信仰還將繼續存在兩、三個世紀之久)。

西元五世紀初,信奉基督宗教的羅馬帝國吸納了傳統羅馬世界的部分習俗和思考方式。基督徒沿襲了古羅馬人建造廟宇或銘刻紀念碑以謝神恩的做法,例如西元430年,攝政太后普拉西提阿(Galla Placidia)下令在拉文納(Ravenna)建造一座獻給聖徒約翰的教堂,上面刻有拉丁語銘文「夙願已了」(Votum soluit),頗有多神信仰的風格。在東方,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453年拜占廷帝國滅亡,但在西方,北方民族的入侵導致西羅馬帝國迅速淪陷,也動搖了傳統的精神根基。新的意識形態應運而生,在聖奧古斯丁的《天主之城》(De Civitate Dei)中已初露端倪(見頁52)。不過,漫長的西方中世紀史自此才剛要展開,而我們已在不知不覺間,走出了多神信仰與基督宗教分據同一世界的短暫歷史時期。

 


“君士坦丁二世雖然篤信基督教,但也直到臨終才受洗。事實上,這種作法在當時頗為普遍,因為受洗意味著從此在精神上絕對順從教會神職人員,這對一位皇帝而言並非好事。此外受洗也是洗清以往的罪過,在尚無告解聖事的當時,自然是越晚受洗越好。

 

本文亦見於2011年2月號《人籟論辨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