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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文玲/蔡金拉

在台灣的文化背景下,未預期懷孕婦女面臨著哪些壓力?她們如何看待肚子裡的孩子?又如何選擇留下自己的孩子。《真情訪談錄》單元中,我們整埋了十位母親的真實故事,讓她們親自和大家一齊由尊重生命的角度,分享不墮胎的抉擇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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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德國麻疹」

張姐是一位社工師。懷老二時,她一個星期二次帶母親到醫院洗腎。小孩大約四個多月時,有一天張姐照鏡子,發現自己脖子和手指出現紅點。當時她嚇了一跳,直覺出事了,立即開車到醫院檢查,果然檢查的結果是–感染德國麻疹。張姐發現自己上次懷老大時心情非常愉快,吃得好又睡得好;這次懷老二因為母親病情加劇,疲於奔命,又加上感染德國麻疹,實在很擔心也好辛苦。同事勸她把孩子拿掉,張姐卻表示雖然這個孩子不是預期中來的,自己當時也沒有餘力照顧,但孩子就是來了,就是一個生命在肚子裡,所以完全不考慮墮胎這件事。

當證實張姐得德國麻疹時,張姐最擔心的是孩子會有什麼影響。醫生告訴她孩子可能會有心臟病、失明或失聰,也建議她是否要把孩子拿掉。對張姐而言,聽到「宣判」的那一刻簡直是世界末日,一邊期待看到新生命,但又害怕看到孩子有問題。當時她的第一個念頭是「不公平」。自己一片孝心,千辛萬苦送媽媽去洗腎,進出醫院才被感染麻疹,這個打擊太大,她好無助、很焦慮、很擔心。當時她先生在台北工作,那天幸好有一位同事前來陪伴,分擔不少自己內心的壓力。

「決定孩子要不要留在我,不在任何人」

為了瞭解德國麻疹會對孩子造成什麼傷害,張姐自己開始翻閱醫學資料,她也問過好幾位醫生和護士,其中一位懷孕時也得過麻疹,孩子生下來後一切安好。張姐的姨媽則是很賭定地對她說,這一份對媽媽的孝心,老天爺看在眼裡,不會這麼殘忍,定會保佑這個孩子。聽到姨媽這番話,張姐感到比較放心。

張姐是個重感情、愛孩子的人。在這段期間,她認為真正決定要不要留下孩子是在媽媽自己,不是任何人。將來孩子無論有多麼嚴重的殘疾,都要照顧他,因為她要是拿掉孩子,一輩子都不會快樂。孩子在媽媽肚子內,和媽媽共存共生,媽媽會感覺胎兒在動,這是一種難以割捨的親情。所以她下了決心,孩子不管多麼嚴重,自己就是要照顧他一輩子。張姐的先生也支持她的決定,願意和她一起照顧孩子,就連病重的張媽媽都認為要留下孩子。

張姐在面臨這樣的事情時,心裡很惶恐、無助、慌亂,尤其聽到醫師的建議,更會不斷想著孩子的狀況,憂慮未來。然而,當她定下心要留下孩子,身旁的人也都表示支持與鼓勵時,這股由內心升起的力量,讓她感到有依靠。

若孩子真的是殘疾,如何規劃全家的未來

張姐本身是社工師,她認為台灣對殘障人士的福利尚停留在殘補階段,還沒有進入啟發教育的層面,不像國外敎育能夠讓有殘疾的孩子有足夠的揮灑空間,因此她其實不太信任國內的殘障福利制度,寧願自己思考能為孩子做什麼。

懷孕期間,張姐和先生評估自己的經濟能力和教育能力。他們認為萬一孩子真的有殘疾,在經濟方面,他們會給孩子先存一筆未來的生活基金,待兩個老的先走後,再將孩子托給機構或親友照顧。在教養方面,他們會就孩子的現實情況和成長過程,幫孩子做生涯規劃。他們看到社會上一些有殘障孩子的父母,同樣非常用心照顧教養這樣的孩子,最後也看到這些孩子的成就與奉獻,這些都是張姐願意接納這個孩子的原因。這個孩子雖然是殘障的,但他將來的成長不一定毫無希望,無論如何,他就是一個生命,是父母的孩子,父母的骨肉。

對國內殘障福利制度建言

張姐認為殘障人士在台灣社會的基本生活水平不高,許多服務、政策、教育層面都有待加強,雖然有經濟補助,但他們需要的不只是殘障津貼。例如,政府雖然要求企業界要保留一定名額給殘障人士,但是民間的接納度、工作性質往往不利弱勢者,造成他們就業困難,無法自給自足。此外公共區域的無障礙空間原本是最基本的設施,往往不是做得很完善。教育上缺乏開發潛力的方法,不能按著他們的特殊才能和狀況給予適當的教導,資源提供上過於貧乏,整個大環境其實都阻礙殘障人士發展潛能。

另外,在心態上,政府若視殘障的孩子是負擔,政策規劃上就不會採取積極的態度;但若政府認為這樣的孩子也很寶貴,很重視他,值得愛他,照顧他,整個政策方向就會不同,也會影響民眾看待殘障生命的觀點。張姐認為,萬一懷孕時發現孩子可能有問題而想墮胎,一定要想得很清楚,不要太貿然,要多聽聽其他人的意見,可以幫助自己做下更理性的決定。墮胎這件事不只是傷害生命,對母親而言,也是創傷。 (感謝當事人同意刊登)